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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我們需要新時代的伽利略和新的望遠鏡”——專訪北京大學理論物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李定平

        伽利略的一生和望遠鏡的發明,恰恰告訴了我們,基礎研究和應用是相輔相成的關系,應用的突破也會帶動基礎研究的突破。期待我們有更多的能夠獨立思考、堅持研究的伽利略出現;也希望有更多善于發現伽利略的伯樂,創造條件保證他的研究;更希望科學技術的應用能夠給我們一代又一代人造出繼續科學征程的新“望遠鏡”。

        “我們需要新時代的伽利略和新的望遠鏡”——專訪北京大學理論物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李定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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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需要新時代的伽利略和新的望遠鏡”——專訪北京大學理論物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李定平

        本文刊發于《環球財經》2022年12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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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 | 林鷹
        編輯 | 張鑫

        導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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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伽利略的一生和望遠鏡的發明,恰恰告訴了我們,基礎研究和應用是相輔相成的關系,應用的突破也會帶動基礎研究的突破。期待我們有更多的能夠獨立思考、堅持研究的伽利略出現;也希望有更多善于發現伽利略的伯樂,創造條件保證他的研究;更希望科學技術的應用能夠給我們一代又一代人造出繼續科學征程的新“望遠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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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西方思想史上第一個有記載有名字留下來的思想家,被稱為西方“科學和哲學始祖”的古希臘七賢之一的泰勒斯給后人留下的,不僅有那句被寫在希臘神廟之上的亙古名言“認識你自己”;還有因為觀察星象而跌進坑里的軼事,以至于“哲學家是只知道天上的事情而不知道腳下發生什么事情的人”的笑話流傳至今;更有他一生持守“君子固窮”、醉心于追問世界本源問題而對西方科學觀所產生的深遠影響。古希臘數學家歐幾里德的一則相近的軼事亦流傳至今:一位追隨他學習幾何的年輕人問:“學習這些東西,我能得到什么?” 歐幾里德對隨從說:“給他三便士,因為他必須從他所學的東西中獲利?!?/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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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3年,美國著名物理學家羅蘭(Henry Augustus Rowland)在其著名演講《為純科學呼吁》中,就把其時中國與西方相比在科技方面的落后歸咎于對應用的偏重:“假如我們停止科學的進步而只留意科學的應用,我們很快就會退化成中國人那樣,多少代人以來他們都沒有什么進步,因為他們只滿足于科學的應用,卻從來沒有追問過他們所做事情中的原理。這些原理就構成了純科學。中國人知道火藥的應用已經若干世紀,如果他們用正確的方法探索其特殊應用的原理,他們就會在獲得眾多應用的同時發展出化學,甚至物理學?!?/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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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于羅蘭的批評,北京大學理論物理研究所副所長李定平教授并不能完全認同。一年前,他和長期合作近30年的我國臺灣交通大學電子物理系儒森斯坦(Baruch Rosenstein)教授合著的《金茲堡-朗道凝聚態理論:熱力學、動力學和拓撲物質的形成》一書在劍橋出版社出版,這是這家成立于1534年、世界上最大的教育和學術出版社之一的機構在600多年的歷史中,屈指可數的有來自中國大陸的學者參與的一本學術專著。意大利國家研究委員會超導和創新材料研究所研究主任瓦拉莫夫(Andrey Varlamov)博士如此評價:“著名超導理論專家儒森斯坦和李定平將帶領讀者像但丁筆下的維吉爾一樣,穿越迷人的拓撲物質世界?!?/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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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12年前,李定平和儒森斯坦合著的《磁場中II型超導體的金茲堡-朗道理論》就發表在物理學科影響因子最高的雜志《現代物理學評論》上,這是中國大陸學者時隔35年后在這本平均每年才刊登約40篇文章的雜志上發表的第二篇論文。作為一名研究方向在國際上也鳳毛麟角的、在羅蘭教授的語義下多年致力于“純科學”基礎研究工作的中國學者,李定平教授認為,近代自然科學誕生的主要標志是1543年哥白尼公開發表《天體運行論》,僅近40年后,明萬歷年間,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就來到了中國,和徐光啟一道開啟了近代中國的科學啟蒙,只是非??上б蛲醭母淖兞诉@一歷史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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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從歷史的進程中可以學習什么?以古鑒今,應如何加強我國的基礎理論研究?在新形勢下,又應該怎樣推動中國科研原創性的發展?帶著這些問題,《環球財經》和李定平教授的對話,就從科學基礎研究的歷史和現實的交織談起。

        “我們需要新時代的伽利略和新的望遠鏡”——專訪北京大學理論物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李定平
        李定平:北京大學理論物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

        物理學需要可驗證

        《環球財經》:大家都說,數學和物理相通之處是它們都是需要想象力的學科。我注意到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在我國大眾對科學的認知語境中,早年備受關注的是華羅庚、陳景潤這樣的數學家,最近數學家張益唐在“朗道-西格爾猜想”研究上可能的突破,也受到了國內大眾廣泛關注;北大數院還有像韋東奕這樣被大眾稱為“韋神”的學術明星,但相比之下,大眾能夠耳熟能詳的物理學家就很少。而在西方科學史上,出現的引領人類科技快速前進的偉大科學家基本都是物理學家,比如牛頓、愛因斯坦、普朗克等。這是為什么?

        李定平:數學是純思辨的學科,很多研究方向可以和現實世界完全沒有關系,物理研究確實有的人做玩具模型(和現實世界無關的“Toy model”)等,但物理的核心本質離不開實驗的驗證。包括愛因斯坦,不管他的理論如何抽象,也仍然是有實驗可以驗證的?,F在有一些物理學家醉心于“紙上談兵”,說可能一兩百年之后才會有驗證,這本身并沒有錯,但如果其理論在一兩百年內都不知道對錯,那么我認為還是需要減少這方面的人力物力的投入。

        《環球財經》:在國際領域,與您同方向研究的學者,能夠取得重要研究進展的人很少, 相關研究人員隊伍也不多。您的理論是怎樣獲得驗證的?

        李定平:1957年,物理學家巴丁、庫伯和施里弗成功建立理論解釋了傳統金屬和合金中的超導現象。根據他們的理論,人們預言超導臨界溫度將不可能超越40 K(-233℃),但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由華人科學家朱經武、吳茂坤以及我國科學家趙忠賢等人發現了具有93K(-180℃)超導的Y-Ba-Cu-O體系。最終,這類銅氧化物超導體最高臨界溫度提高到了165K(-108℃)附近,從而被稱為高溫超導體。高溫超導體的臨界溫度邁入了液氮溫區,大大降低了研究和應用成本。這是一個令人激動的突破,但是后來發現解釋這個超導機理非常困難。

        整個凝聚態研究最大的問題是,強關聯系統沒有好的計算方法,以致沒辦法做第一原理計算,這也是高溫超導面臨的理論困境,不像低溫超導憑一個BCS理論就可以描述所有物理現象,高溫超導沒有一個理論能夠自洽地描述所有物理現象。我研究的一個理論方向是金茲堡-朗道理論。金茲堡-朗道理論實際上不依賴高溫超導微觀機制,只要超導產生了,而且知道超導體的一些參量(可以宏觀測量但又與微觀有關的參量),這個模型就可以計算。近十幾年來,我們也做多體問題,就是想要研究強關聯系統,希望能在強關聯理論上取得突破。這個方面的研究是非常困難的,到現在也沒有能力完全解決?,F有一些非微擾多體計算理論, 人們希望能夠用這些理論來處理強關聯系統。它要求正確地計算基于這些理論的物理量,而且這個物理量要保持一些恒等式(如Ward恒等式)。但過去這些理論給出的物理量會破壞這些恒等式(有時候一部分恒等式成立, 一部分恒等式被破壞)。最近我和學生提出解決方案, 并且應用到一個關聯系統計算經常用到的理論:GW計算理論。我們這個解決問題的思路也受到了一位國際同行的關注。他認同過去的計算公式有問題并且贊同我們的解決方案。當然這些研究太小眾了,能看懂的也很少, 這就是基礎研究的特點?;A研究的對象是底層的基本問題, 但是進展總是很慢很難, 因此相關研究人員很少。雖然如此,我也是很滿意的,這要感謝我的學生們,他們一直在做著非常辛苦的計算工作。同時也要感謝和我合作了24年的儒森斯坦教授。這方面方法論的研究我們很早就開始了,中間參與的學生有的已經畢業?;A研究的突破需要長久的積累。

        在利用金茲堡-朗道理論對超導宏觀相圖理論研究方面,我們的理論可能是最好的理論之一。我們曾經有一個理論預言,關于渦旋態的亞穩態的相變,約在2003~2004年間,美國凝聚態物理學家伊娃·安德烈看到了我們的研究后,來和我們討論,后來她通過實驗測出來了這樣一種相變曲線,和我們的理論吻合。這使得我們的理論得到了更多的認同。與完全抽象的數學相比,是否可驗證,是物理學的關鍵特征之一。

        基礎研究需要獨立精神與公平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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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球財經》: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要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其中特別提到要加強基礎研究,突出原創,鼓勵自由探索。您認為我們現在的基礎研究水平大概在一個什么位置?對于不足之處,應如何優化?

        李定平:應該說,我們的基礎理論研究取得了長足的進步,與國外相比的話,從人才梯隊和后續潛力來講大概是在超過日本、但遜于美國這樣一個位置。過去全世界頂尖的基礎研究人員中不少去了美國,我國也有很多年輕人去美國硅谷寫代碼,當碼農,加入高科技產業,可喜的是現在回國加入科研隊伍的年輕人越來越多。但不得不說,年輕人選擇基礎研究是個冒險。因為我們的評價機制是發論文、影響因子,而基礎理論研究看得懂的人少,引用也少,影響因子也上不去,基礎理論研究人員確實太辛苦了。

        因為跟著我做研究發文章比較難, 發文章的數量也比較少,所以有的學生會畏難而去。但我堅持要求每發一篇文章都要有意義,要有意識地去解決一個問題,不是為了學生畢業而去發文章。當一個研究熱點流行,跟風去發表文章的引用率自然就會很高,我做的和這些不太一樣,我研究的問題可能是已經想了十幾年但還沒有解決的問題,不過,這些問題現在也不在風頭上,所以即使做出來了,看懂的人不多, 引用率往往不高,但我認為還是要按照自己的興趣來進行研究。獨立的精神對基礎研究至關重要。為發文章而做研究,或者為了求職和升遷而刻意去投影響因子高的雜志,是一件非??杀氖虑?。

        社會評價經常用在《科學》雜志和《自然》雜志發表多少文章來論英雄,這些都不是評價基礎研究的好方式。而且以論文論英雄的方式,對國內引進優秀的基礎研究人才,會形成較大的偏差和障礙。比如因為影響因子不夠,非常優秀的人才可能連“上會”的資格都拿不到就被淘汰了。畢業于北大數院的郇真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最近她因為繼數學家蘇步青院士后,第二個以獨立作者身份,在數學界頂級刊物《數學學報》上發文,而引起轟動,但是在此之前,這樣一位數學界的頂尖人才因為沒有通過中山大學“3+3”聘用制度考核,而轉去了華中科技大學。她說:“其實我覺得一個數學工作者所面對的世界就像王爾德和安徒生的童話中的一樣,殘忍、世俗、與你毫無共情的現實世界以及永遠懷揣著童話般夢想的主人公,而因為他們與現實格格不入,因此結局經常是悲劇的,而這個世界上的其他人其實并不知道我們在做什么,付出了多少,從他們的角度,我們多多少少是很奇怪的人?!?/p>
        簡言之,在基礎科學人才方面需要更合理的評價機制,而且要允許失敗,要有容錯機制,不能要求引進來的人個個都是“大?!?,假如這樣的話,可能一個“大?!倍颊埐坏?。

        另外,我之前在接受北京大學《教學促進通訊》采訪時談到過,做基礎研究不在人多。我國的現狀是比較熱衷大團隊式科研,團隊里不管是誰寫出了文章,領導團隊的教授——“大老板”都要署上名字,也可以拿所有的成果去申請榮譽。每一個項目都必須經過“大老板”的同意,如果年輕的教授堅持自己的想法,可能就申請不到經費。這實際上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做科研的年輕人必須要依附于一個團隊,而他在40歲前年富力強的時候都難以有自己獨立的思想,這其實約束了中國科研原創性的發展。
        另外關于項目評審應該經常換屆,避免“學閥化”,隨機挑選包括基層老師在內的同行,評審也要更民主化,要尊重各個不同的科學觀點。對于理論研究,要讓更多的研究者能申請到經費,讓科研的獨立性有所發展。在多個場合我都講述過一件讓我很感動的事:一位非常著名的意大利科學家,他當時是一個基金的負責人,雖然自己寫的提案非常優秀,但他覺得不如別人的提案,于是自己提出把基金給那位學者。這種高貴的學術品德值得大力弘揚,而不應以申請經費多少來論英雄。

        《環球財經》:事實上,對于基礎人才的培養,可能不單是從大學起,而是要做好基礎的教育工作,尤其是教育資源的均衡。近年來,關于“寒門難出貴子”的現象討論越來越多。據了解,上世紀80年代,您是從江西進賢縣(1970年前屬于臨川)的李渡(鎮)中學考上的清華大學,當時,這所鎮中出了兩位清華學子。而到了90年代,有段時間連“一本”都沒人考上。絕大部分鎮上的高中都倒閉了。為了不讓李渡中學關門,您在2015年和甘曉華院士、航天電子專家趙元富等眾多李渡籍社會賢達一起,成立了中國第一只面向農村教育發展的基金“江西省李渡教育基金會”。也正是在基金會成立后,李渡中學起死回生,陸續有孩子考上了浙江大學和西安交通大學等名校。您認為這種方式可以復制嗎?如果不能,您認為基于現實,什么樣的方式更好?我們應如何達到教育資源的普惠與均衡?

        李定平:我個人覺得我們這種自籌的基金會模式,可能很難復制。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上中學,李渡中學的物理老師是復旦大學畢業的,下放到江西。這是一個讓我喜歡上物理的機遇?,F在想讓復旦畢業的老師再下到農村去教育孩子,幾乎不可能了?;饡闪⒑?,每年大概有400萬元的資金投入到李渡中學中,現在李渡中學中最優秀的教師,年收入能達到20~30萬元左右,這在當地屬于較高收入,因此才保證了好的老師不流失。盡管如此,李渡中學的成績還沒有恢復到我上學時的水平。

        這個基金能夠運作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臨川特有的歷史人文環境(李渡雖然現在屬于南昌進賢, 但是文化上還是屬于撫州臨川),臨川建政于東漢永元8年,距今有近2000年歷史,是著名的“才子之鄉”,古有王安石、湯顯祖、晏殊、晏幾道、曾鞏、陸九淵等巨儒,今有文史學家游國恩、小提琴家盛中國、物理學家饒毓泰等大家,文化底蘊深厚;同時,臨川物產富饒,特別是李渡鎮是全國重點鎮、全國千強鎮, 工商業都極為發達,明星企業家眾多。大家都懷著一顆回報故里之心來做這件事情,基金的運作也極為透明公正,杜絕貪腐行為,這些條件缺一不可。一方水土養一方人,這是我們的基金會模式能夠得以成功的主要原因。

        但我也想借這個機會呼吁:鄉村振興戰略是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出的戰略,二十大報告中又首次把教育、科技、人才進行“三位一體”統籌安排、一體部署。我認為,振興鄉村首先要振興鄉村教育,要注重教育資源的普惠與均衡。只有把基礎教育工作抓好了,基礎研究人才才會一代又一代地涌現出來。

        伽利略和望遠鏡的啟示

        《環球財經》:以前您在接受采訪時曾經談到:“基礎研究就是基礎研究,不要太強調應用”“過分強調應用的話,這個國家的科研是走不遠的”,這和羅蘭在《為純科學呼吁》里的一些觀點是一致的,那么為什么您又認為羅蘭的觀點有很多有失偏頗的地方呢?

        李定平:在讀有關科學的起源的發展史時,我注意到,如果僅僅只有單一的歐洲人,是發展不出現代科學的。因為隨著西羅馬帝國覆滅、古希臘文明失傳,歐洲在經歷了近千年中世紀的神學統治后,才因由中國西傳的印刷術,在十字軍東征的過程中,帶回了由阿拉伯人保留及學習的古希臘經典著作,又重新翻譯成拉丁文,方有了文藝復興的開始及近代科學的啟蒙,這一段歷史,很多人是了解的。也就是說,在中世紀這段時期,承襲了古希臘文明的阿拉伯人在對科學的認知上,是領先于歐洲人的。那么,為什么伴隨著文藝復興,近代自然科學萌芽于歐洲呢?哥白尼的“日心說”固然是一次“革命”,但我認為,伽利略和他發明的望遠鏡,對近代科學的大發展更具啟示意義。

        近代自然科學是以天文學領域的革命為開端。天文學是一門最古老的科學,在這點上,其實東西方哲人是比較近似的,都有“夜觀星象”的愛好。在古希臘,從畢達哥拉斯到托勒密,有不同的天文學理論體系,同時天文學與人們的生產和生活密切相關,種田、畜牧、航海、觀測時間都依靠天文學,就連醫生治病,也會先占星確定病人有救后才給予治療。

        很有意思,伽利略的祖上就曾是佛羅倫薩的名醫,他的父親非常希望他成為一名醫生。但他對古希臘哲學、幾何學的興趣遠遠大過醫學。首先,伽利略一生都忠實于自身的興趣而不屈從于外界的影響;其次,他有勇氣挑戰當時的“學閥”亞里士多德,用實驗驗證其形而上學的錯誤,即使為此付出代價也在所不惜;再則,伽利略一生都遇到貴人的青睞,也正是多位伯樂的慧眼,得以保證他的研究工作。包括傳說中他因為堅持“日心說”而遭受教會的迫害,其實是夸大其詞,他和教皇的私交很好,誠然,教皇不愿讓他的學說來挑戰“神權”,但事實上也沒有把他怎么樣。另外,大家都知道,伽利略是第一位利用望遠鏡觀測天體取得大量成果的科學家。為什么他能發明望遠鏡?其實是當時意大利先進的玻璃制造技術提供的基礎條件。中國古代主要在陶瓷燒制技術上工藝領先,而意大利的威尼斯全面繼承了古羅馬以來形成的制作玻璃器傳統工藝,在文藝復興時期成為意大利乃至歐洲玻璃器生產中心。望遠鏡最早的發明人是荷蘭眼鏡商利伯希,他偶然發現兩片透鏡疊加可以看清遠處的東西,這是在1608年。伽利略得知后,利用意大利發達的玻璃工藝,在次年即發明了40倍望遠鏡,從而使得哥白尼的日心說得以驗證,這樣開啟了近代科學迅速發展之門。

        從這里可以看出,應用對于理論科學的重要性。羅蘭在“為純科學呼吁”時,對應用之于科學發展的作用過度貶低,有失偏頗;對同一時期中國科技相較于西方的落后,其解讀的原因也有片面之處。這是因王朝更替所導致的科技進程的中斷,就像歐洲也曾因西羅馬帝國的滅亡而丟失了古希臘文明一樣。我們今人面對這種歷史的“安排”,應該做的是奮起直追,而不是埋怨老祖宗沒有給自己留下足夠的“老本”。更何況,在人類歷史長河中,中國人有近千年時間在科技方面是世界領先的。

        有人說,近百年來,人類的基礎物理研究“停滯不前”,在科技應用方面吃“大拿”的老本已經快吃不動了,這種說法是不對的。伽利略的一生和望遠鏡的發明,恰恰告訴了我們,基礎研究和應用是相輔相成的關系,應用的突破也會帶動基礎研究的突破。期待我們有更多的能夠獨立思考、堅持研究的伽利略出現;也希望有更多善于發現伽利略的伯樂,創造條件保證他的研究;更希望科學技術的應用能夠給我們一代又一代人造出繼續科學征程的新“望遠鏡”。

        “我們需要新時代的伽利略和新的望遠鏡”——專訪北京大學理論物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李定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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