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硬科技的“冷”思考

剛剛過去的一年，互聯網巨頭盯上了菜市場，“社區團購”成為互聯網行業及資本市場熱議的話題。一家主流媒體評論互聯網公司“只顧著低頭撿六便士，而不能抬頭看月亮”，呼吁他們“別只惦記著幾捆白菜、幾斤水果的流量”，而是要致力于攻克“硬科技”。

應當承認，中國互聯網行業的商業模式創新并非都是成功的，甚至有一些是不光彩的，但如果我們因此就把“軟創新”和“硬科技”對立起來，認為前者低人一等，那就相當于在倒掉洗澡水的同時把孩子也一并倒掉了。在強調“硬科技”已經成為一種壟斷性話語的當下，我想提出兩個問題：對“硬科技”的崇拜源自何處？一味強調“硬科技”是否有失偏頗？

“技術民族主義”的起源與變遷

近代以來，中國經歷了近一個世紀內憂外患的苦難歲月?？谷諔馉幍膭倮?、新中國的建立以及改革開放的偉大成就，終于讓我們甩掉了積貧積弱的帽子。但時至今日，“東亞病夫”依然是對中國人影響深遠的心理陰影與精神桎梏，是中國人內心深處觸碰不得的敏感傷疤。從20世紀90年代的“銀河號”事件、臺海危機、南斯拉夫“炸館事件”，再到近年來中興、華為等企業的遭遇，人們屢屢以切膚之痛再現“落后就要挨打”的心理陰影。在承認我國與發達國家在一些高精尖領域仍然存在較大技術差距的同時，近年來中國在一些核心技術上被人卡脖子的遭遇，再次引發了對“硬科技”的追捧，背后則是“技術民族主義”的如影隨形。

“技術民族主義”的含義是，對國家安全和經濟繁榮來說，技術是最根本的，技術必須不惜一切代價本土化，并使技術在整個制度中擴散（鄭永年，2015）。當代中國“技術民族主義”的興起，有其深厚的歷史根源。

中國“技術民族主義”的形成，是近代以來被迫打開國門面對西方國家政治、經濟、軍事等全方位沖擊時的一種應激反應，從“天朝上國”一朝淪為“東亞病夫”，這種羞恥與怨憤觸發出了一種原始的愛國激情，突出表現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口號以及清末的自強運動。不過，針對“東亞病夫”而率先提出“保種”說的康有為、梁啟超很快就發現，要解決“東亞病夫”的問題，在身體和器物之外，更根本的在于振興教育、變革人心，關鍵在于培養心理健全、具備社會責任感的現代公民。魯迅也說，“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晏陽初曾以“愚、窮、弱、私”四字來概括中國人，其中僅有“弱”與身體有關，其他三點均為精神?？梢?0世紀初的中國知識分子認為，雖然“東亞病夫”這頂帽子與“身之病”和“心之病”都有關，但事關社會啟蒙的“心之病”才是頭等大事。于是，辛亥革命之后，一大批知識分子開始致力于國家的制度改良與文化啟蒙，從片面強調民族主義向全面擁抱現代化進程轉變，對近代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

一文一武，張弛相濟。與之相輔的是，近代中國的政治精英致力于將技術現代化和軍事現代化放在首位，集中體現在“富國強兵”的口號上。頻繁的內戰和外敵入侵使這一路線的實現步履艱難，但新中國的成立讓“技術民族主義”看到了希望。在國家經濟極其困難的時期，中國上馬的大量以軍事科技為主的高科技項目，包括噴氣式飛機、電子計算機和“兩彈一星”等，為中國在遭遇以美國為領導的資本主義陣營和以蘇聯為領導的社會主義陣營的封鎖和堵截后，依然能頑強地通過自力更生、艱苦奮斗而確保國家獨立，打下了堅實的國防基礎。

改革開放以后，從“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到“科教興國”戰略的提出，科學技術在國家發展戰略中的關鍵地位一再被強調?！霸诋敶袊?，科學和技術的發展在政治上變得更加富有意味和具有重要性。它不僅是領導人建設民族國家的持續性努力的一部分，也是中國執政黨及其政府的合法性的一個強有力的基礎”（鄭永年，2015）。蘇邁德（Richard P. Suttmeier）和姚向葵將中國第三代領導集體的科技戰略概括為“新技術民族主義”，即“利用全球化所提供的機遇，追求有利于國家經濟和安全利益的技術發展，在國際競爭中為國家利益服務”。與“技術民族主義”相比，“新技術民族主義”更注重利用全球化帶來的機遇，遵循現有的國際規則，尋求與外國機構的合作，以及用新的方式來協調公共部門和私營企業之間的關系。在鄭永年看來，“新技術民族主義”改變了改革開放前的本土化路線。這是中國加入全球化的進程所致。而當全球化進程因種種變化遭遇阻滯時，“技術民族主義”思潮的回歸是這種變化的體現。

“技術民族主義”的非預期后果

但現在的中國，已非昔日。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增強、國際地位的提升，需要科技但不能只靠科技，應成為國民的一種共識或常識。然而有意思的是，這種常識帶來了一種非預期后果，即當我們把科技設定為必要不充分條件之后，一旦科技領域的投入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就可以自然而然地歸咎于其他因素。而其他方面的改革掣肘因素比較多、難度比較大，而國家和公眾對于科技力量提升的期待又很高、期望十分迫切。為了讓效果能夠達到或者接近預期，只能靠繼續加大資源投入力度而維持。誠然，增加的投入總能產生一定效果，但是邊際收益卻越來越低的情況值得重視。
據《瞭望新聞周刊》近期報道，在短短一年多時間里，分布于我國東、中、西部五省的六個百億級半導體大項目先后停擺，造芯熱引發爛尾潮，將造成大量的國有資產損失。這些項目的停擺，是一些地方主政者在扭曲的政績觀影響下違背科技發展規律的盲目沖動，被一些“空手套白狼”騙取政府獎補的企業利用所帶來的惡果。“白發院士，紅頭文件；特色科研，立項騙錢；滿紙心酸，一派胡言”的現象當休矣！

備受業界矚目的武漢弘芯半導體公司近日曝出遣散全體員工的消息。據《武漢市 2020 年市級重大在建項目計劃》顯示，武漢弘芯半導體公司成立于 2017 年 11 月，主攻 14nm 邏輯工藝生產線及晶圓級封裝先進的“集成系統”生產線?？偼顿Y額為 1280 億元，2018、2019 年弘芯連續入選“湖北省重大項目”

仍記否，18年前（2003年）臭名昭著的“漢芯”造假事件，當事人從美國買回芯片之后雇傭裝修公司將芯片表面的標志用砂紙磨掉再加上“漢芯”標志，總計耗資數億元的科研項目宣告完成，并被鑒定為“完全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高端集成電路”，是“我國芯片技術研究獲得的重大突破”。當造假行為被曝光后，事件的調查結論把責任完全歸咎于當事人并不高明的欺騙行為，但這位始作俑者并沒有受到任何刑事處罰，僅僅是被罷免了職務。主管部門、評審專家的責任亦無人追究。

上海交通大學微電子學院原院長陳進和他的“漢芯一號”

硬科技要“硬”，就不能把“運動式投入+項目制研發”成變成科技研發的單一解決機制。中國科學院國家空間科學中心前主任吳季在接受《環球財經》采訪時表示：“我們的航天是在非常困難的時代背景下發展起來的，用的是國家的經費。所以老航天人追求‘只能勝利，不能失敗’，擔心失敗了給國家造成損失，所以出現了不必要的冗余設計，大量的重復試驗，使得研制成本居高不下。結果是成本越高，就越害怕失敗，從而形成了‘高成本怪圈’，新航天、商業航天不能走這條老路。這也要求我們對于航天事業、對于太空的宣傳，不宜片面、過度政治化”。在新中國成立初期資源匱乏的情況下，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國家投入，是我們當時在硬科技項目上屢屢啃下硬骨頭的法寶。當時的條件使得科研人員只有奉獻，而沒有什么油水可撈。但如今的情況已經不同，在人財物均非常豐厚的今天，我們應優化相關研發體制，避免“撈國家油水”這類“科技腐敗”情況的出現。

曾有記者詢問馬斯克（Elon Musk），為什么美國航天局（NASA）花費了那么多資源沒有做到的事情你卻做到了，他的回答是：他們做不到的原因恰恰是因為他們資源太多了。

科學的本質是由人的激情所觸發的一種理智活動，要讓“硬科技”研發和應用取得突破，最重要的是有效率的科研體制的設立，要給科研人員自由，給他們空間，由他們去折騰，而避免出現那些有資源的“大腕”們大口吃肉，真正有志于顛覆性創新的創業者卻只能跟著喝湯的情形。中興和華為兩家公司發展的對比，已經讓很多人深刻地感受到不同企業制度下不同的結果。而WAPI標準、TD-SCDMA技術、永中Office等這些行政手段加重金投入最后被市場拋棄的失敗案例，不應該被遺忘。

“有用”的悲劇

從古至今，國與國之間的競賽，既是硬科技的競爭，也是軟文化的競爭。近千年來，中華大地有700多年都是外族統治，然而中華民族延續2000多年的文脈從未因此而中斷。任何一個英明的外來統治者征服中原之后都要收起強弓勁弩，坐下來做同一件事——學漢字、尊儒家。習近平同志曾引用《論語》中的句子“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并強調中華民族之所以在世界有地位、有影響，靠的就是中華文化強大的感召力和吸引力。

再舉一個例子，美國是公認的高科技領先的國家。在美蘇爭霸時期，兩個超級大國在“硬科技”上你來我往，可以說，因為有蘇聯的存在，美國可能在硬科技指數上領先的幅度并不巨大，但是這不妨礙以其為代表的西方陣營最終贏得了冷戰的勝利。然而，在“一超”地位卓然奠定后，可以說，美國的硬科技指數與其他國家相比已大幅領先，但美國的綜合國力卻“肉眼可見”地下降了。這背后的原因，價值觀、其他國家對其文化輸出的認同度等，當是其中之一。

也許有人會說，文化固然重要，可是發展“硬科技”跟它并不矛盾啊。誠然如此。但當“硬科技”戰略與巨額的國家投入相關聯時，其背后的工具理性和實用主義，簡而言之就是“有用”論，就很容易大行其道。讀大學是為了找個好工作，考公務員是為了穩定，買房子是為了好學區，學鋼琴是為了多一技傍身……“有用”的思維已經滲透到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原因之一是不自信，其結果之一是短視，而短視的后果，就是那些對國家和人類發展具有重大的、根本性影響的發現，或將離我們越來越遠。

高斯（Johann Carl Friedrich Gau?）發明的非歐幾何學在很長時間里被人們認為晦澀和無用，而他的學生黎曼（Georg Friedrich Bernhard Riemann）繼續推進著他的研究，最終黎曼幾何成為相對論的思維工具和數學基礎。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創立相對論時也根本沒有想過它會有什么實際作用，搞科研只是伯爾尼專利局職員愛因斯坦的業余愛好而已。事實上，絕大多數最終被證明讓全人類受益的偉大發現都源于像高斯、黎曼和愛因斯坦這樣的科學家：他們不被“有用”的誘惑所驅動，他們從事科研工作唯一的渴望就是滿足自己的好奇心。

吸引了愛因斯坦、馮·諾依曼（John von Neumann）、奧本海默（Julius Robert Oppenheimer）等知名科學家的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其創始人弗萊克斯納（Abraham Flexner）在他那篇著名的文章《無用知識的用處》中這樣寫道：“時至今日，‘實用性’是我們評判某個大學、研究機構或任何科學研究存在價值的標準。但在我看來，任何機構的存在，無需任何明確或暗含的‘實用性’的評判，只要解放了一代代人的靈魂，這個機構就足以獲得肯定，無論從這里走出的畢業生是否為人類知識作出過所謂‘有用’的貢獻”。無獨有偶，哈佛、耶魯、北大、清華創立早期，都是文理工齊頭并進，那些相對“無用”的人文學科反而在社會上影響更大。而近年來國內新創立的大學以及知名大學新設立的院系，都把計算機、生物、環境、材料等實用性學科作為發展重點；各種官方或民間設立的獎項，也都爭相追捧那些在實用性領域取得突破的科學家。這種導向是令人擔憂的。

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IAS），1930年成立于美國新澤西州普林斯頓市，是世界著名理論研究機構。圖為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主樓富爾德樓

一味地、片面地追求“有用”的結果往往才是真正的“無用”，甚至比“無用”還要可怕。馬克斯·韋伯（Max Weber）早在100年前就已經預言，如果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工具理性超越了價值理性，那么我們就將被技術所奴役，“專家沒有靈魂，縱欲者沒有心肝，這個廢物幻想著它自己已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如果我們總是在那些有用的器物之上孜孜以求，我們將越來越難以打破內心與周遭那些禁錮思想的牢籠，又何談“四個自信”，今天的我們又以何去發揚光大中華文明，使其屹立于未來的世界民族之林呢？(本文刊發于《環球財經》2021年2~3月合刊，作者王翔，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博士研究生、復旦大學數字與移動治理實驗室研究員。編輯：林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