邁向人民的公共衛生事業——寫在全球抗擊新冠肺炎疫情一周年之際

“腳下沾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沉淀多少真情”。公共衛生事業要改革，就要少一點向上看，多一點向下看。不是站在廟堂之上用居高臨下的眼光向下看，而是蹲到田間地頭用休戚與共的情懷向下看。習近平同志指出，“廣大科技工作者要把論文寫在祖國的大地上”，公衛人又何嘗不是如此呢？一個人民的中國需要的是人民的公共衛生事業，為人民服務、向人民負責、由人民來評判才是題中之義。

本文刊發于《環球財經》2021年1月刊

作者 | 王翔

編輯 | 林鷹

如今，新冠疫情防控已經從應急階段進入常態化階段，我們也有更多的時間冷靜下來全面反思。本質而言，疾控體系是公共衛生體系的一部分，而公共衛生體系又是國家治理體系的一部分。新冠疫情是對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扒竽局L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必浚其泉源”，在筆者看來，所謂“根本”無非三個方面：訴諸制度、訴諸技術、訴諸于人。這三條路徑能否最終匯成一條坦途？

在2020年1月我國武漢爆發出新冠疫情初期，種種窘境凸顯了我國原有公共衛生體系的短板，各界人士也紛紛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臨床醫學和公共衛生專家的觀點最為老百姓關注。不少專家都對包括疾控體系在內的公共衛生體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例如疾控中心（CDC）地位太低、權力太小，公共衛生人才不足、待遇偏低，醫改之后公共衛生體系邊緣化，社會對于公共衛生的認識不到位，等等。這些建議誠然有各自的道理，但說到制度變革，就需要跳出公共衛生與預防醫學這個小圈子本身，而從整個國家治理的角度來看問題。

舉個例子，不少專家建議建立更為垂直的疾控體系，然而現實的情況是，越是垂直的體制就越難以適應各地不同的情況，越難以開展靈活有效的治理。例如，在今年3~5月全國疫情已經基本控制后，即便中央三令五申推進復工復產，一些地方還是不敢“自作主張”，各種在極端情況下采取的“一刀切”的防控措施，上馬容易下馬難，體現出靈活治理能力的不足。同時，在條塊分割的行政體制之下，一個一桿子插到底的垂直體系（“條條”）一定會受到屬地管理部門（“塊塊”）的掣肘。越是垂直的體系越難以得到地方的支持，越是垂直越是寸步難行，垂直管理下的疾控工作在基層特別是農村將面臨空心化的可能。例如，食品安全監管職能在機構改革后劃歸市場監管部門之后，由于市監部門在農村沒有“腿”，在一些距離縣城較遠的農村，食品安全監管幾成空白。

再如，有專家建議提高疾控中心的地位，擴大疾控中心的權力。然而，地位越高意味著所獲得的信息越要經過層層過濾，行政化越強意味著組織中的人員越是只對上級的指令敏感，權力越大意味著越是投鼠忌器、難以做出正確的決定。把疾控中心變成一個位高權重的行政部門，問題也不可能得到徹底解決，而基層衛生部門則可以輕而易舉地推卸掉他們本應承擔的初步研判的責任。

國家治理能否適應這個越來越趨向于動蕩的世界，能否保持良好的敏捷度至關重要?！懊艚葜卫怼钡母拍钭钤缣岢鲇谲浖_發領域，后在電子政務、政府規制等領域得到廣泛應用。2018 年，世界經濟論壇以《敏捷治理：第四次工業革命時代政策制定的重構》為標題發布治理白皮書，提出敏捷治理應該是能夠促進包容性和以人為中心的過程，這一過程不僅要求政府對技術進行持續監控，更要求政府不斷更新機制設計，并與公民和企業共享工作責任，實現速度、規模以及質量之間的均衡。

敏捷不僅意味著速度，更意味著靈活。政府需要對快速變遷的環境做出響應，更要積極參與和促成變革。獵豹被稱為世界上最能跑的動物，然而它們并非像百米賽跑那樣一條道跑到底，而是要根據獵物的奔跑路線不斷變化奔跑的方向。它們為此演化出了極其特殊的身體構造：輕盈的身體可以最大程度地降低加減速時慣性帶來的阻力，柔軟度極高的脊柱可以適應大幅度的轉向，而那條大尾巴則可以用來在轉向時保持平衡。

北京協和醫學院劉遠立教授指出，疫情防控“要一盤棋，不要一刀切”。的確，以中國之大，特別需要因地制宜、靈活變通。一個自上而下高度集中的治理體系不可能獲取如此廣袤的國土上與疫情有關的所有信息，更無法做出能適應千差萬別的國情的決策。中央沒有表態，地方上的瞞報、假報、遲報就幾乎不可避免，更難以有所行動；中央一旦表態，有的地方立刻層層加碼，出臺各種“硬核”政策，“不惜一切代價”“確保萬無一失”，某地甚至出臺了新增一例就要問責官員的過度政策。這些現象和口號的出現，都與靈活性空間太小有關，而背后的本質原因是分權不足。敏捷治理的背后，需要中央和地方事權的合理劃分，中央部門做好需要跨區域協調的工作。

敏捷治理的另一個特征就是各利益相關方的廣泛參與。在這個信息爆炸的時代，盡管處理和分析信息的技術日新月異，但決策中信息不完全的問題并未得到根本解決。如果只強調地方分權，有可能帶來個別領導“拍腦袋決策、拍胸脯保證、拍屁股走人”的亂象。政府只有通過與企業、專家、社會團體乃至公民等各個利益相關方更密切地合作，治理才能更加敏捷。要讓更多的利益相關者參與到流程中并建立適當的制衡機制，依賴某位或某幾位“權威專家”是遠遠不夠的。同時，我們要接受和適應一蹴而就地發現“靈丹妙藥”的不可能性，而是允許通過快速迭代來實現對治理目標的逼近。在這個過程中，要習慣“讓子彈飛一會兒”，對新問題的認識不足、應對不力不必過分苛責、不要急于問責，更不能急于互相“推鍋”或者找人“背鍋”。

不過，靈活性過大也可能導致尾大不掉、政令不通。如何讓靈活性保持在敏捷治理的適當范圍內呢？如習近平同志引用過的詩句，“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要“真正讓人民來評判我們的工作”，讓各級政府真正向人民負責，才能防止靈活性和自主權旁逸斜出或是南轅北轍，才能始終走在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向往的正道之上。所以，對于“中國CDC應該采用更垂直還是更水平的體系”這一問題，答案應該是：垂直可以解決信息問題但解決不了執行問題，水平可以解決執行問題但解決不了信息問題，“更垂直”或“更水平”都不是最終答案，只有建立一個真正向人民負責的公共衛生體系才是治本之道。

2020年2月1日，北京郊區（攝影/浦峰）

20世紀下半葉以來，隨著新科技革命浪潮的興起，技術治理在全球范圍內再次引起公共治理領域的關注，而以信息技術應用為代表的電子政務就是技術治理在信息時代的新表現。進入新世紀以來，隨著移動互聯網、云計算、大數據的迅速發展，中國電子政務建設和應用進入快車道，技術治理擁有了新的、更強大的手段和依托。不少專家提出，在疫情防控中也要加強使用信息技術，然而實際成果卻讓不少群眾對我國電子政務建設的成果提出了疑問。耗資數億建設的疫情直報系統一度失靈，一些患者求助渠道不暢，醫院拿介紹信排隊領取物資，基層工作人員反復填表，各地各部門的“各種碼”錯誤多、互認難，準備復工的企業和個人多次跑腿開證明……而且這些情況并不只出現在新冠疫情爆發的早期，比如某些地區的健康碼，至今使用起來仍然極不方便，諸如此類的現象表明，電子政務建設的海量投入所產生的實際效果，與社會的需求和期待仍然相距甚遠。

與一些專家呼吁加大信息化建設力度相反，在筆者看來，以電子政務建設為代表的技術治理正在陷入內卷化的困境，即政府在電子政務上的人力物力投入不斷加大，而對公共治理的效果帶來的實質性改善十分有限。比如，烏魯木齊所有小區都安裝了人臉識別攝像頭，要求刷身份證比對通過之后才能進入，大街上的攝像頭密度在全國也是領先的，但不意味著其對2020年7月烏市疫情的溯源起到了明顯的幫助，后者迄今沒有明確結果。疫情防控中出現的種種問題，并非技術治理做得不夠好，而是技術治理本身有能力邊界?！癐BM 360系統之父”的布魯克斯（Frederick P. Brooks. Jr）提出了“布魯克斯法則”：向進度落后的IT項目增加人手，只會使項目更加落后。類似地，筆者也認為，向已經問題重重的政府信息化建設項目加大投入，并不能取得預期效果。

首先，條塊分割的行政體制導致信息失真的必然性。如曾當選美國奧巴馬總統中國顧問團成員的李侃如（Ken Lieberthal）所說，作為一種“分散的集權主義”的代表，中國條塊關系之間產生了復雜的問題。條塊分割的行政體制導致相關部門往往基于自身部門利益和政績各自為政，而非站在整體性政府的視角來規劃和推進信息化項目或工程。中國電子政務經過20多年的發展，直至2017年5月18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政務信息系統整合共享實施方案》中談到：“未能從全局上和根本上解決長期以來困擾我國政務信息化建設的‘各自為政、條塊分割、煙囪林立、信息孤島’問題?！崩?，“非典”之后，我國已經建成全球規模最大的傳染病疫情網絡直報系統（據2016年6月14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布的《〈國家人權行動計劃（2012-1015年）〉實施評估報告》），然而據 2020年2月26日我國司法部副部長熊選國介紹，截至2月25日，全國三個省五個監獄發生了感染疫情，共確診病例555例。其中某監獄一天內曝光數百個新冠肺炎病例。從該事件中可以發現，即便已經擁有全球規模最大的傳染病疫情網絡直報系統，但并未能走出“各自為政、條塊分割、煙囪林立、信息孤島”的窠臼，僅靠問責一批官員，并無助于問題的根本改變。再如，2020年3月中央已明確要求低風險地區健康證明要做到全國互認，而5月筆者從上海到新疆出差依然被要求掃了五個不同的“碼”，且新疆各地州之間的隔離記錄和核酸檢測證明不能互認，自治區和兵團之間有形和無形的壁壘重重。時至今日，出差到一個地方就要掃一個或幾個碼的現象依然十分普遍，可見技術問題并非問題的根源所在。

其次，一統性與靈活性的矛盾導致敏捷治理的能力缺失。由于政策一統性與執行靈活性之間的悖論長期存在，既要維持中央政府的政策一統性，又要兼容龐大的治理規模帶來的客觀環境差異，執行靈活性是非常重要的（周雪光）。中國“上下分治的治理體制”將“治官權”上收而將“治民權”下放，使得地方政府在不違背大政方針的前提下可以因地制宜地行使其治民權（曹正漢）。這種表面上背離理性主義的各類策略和治理技術，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化解“一刀切”的政策，對僵硬的政策進行靈活變通，使基層治理達到有效治理的良治效果。而信息技術加持下的政府就像一部越來越龐大、越來越精密的機器，也越來越僵硬、越來越遲鈍，越來越失去了靈活應變的能力?；鶎痈刹康闹饔^能動性被忽視，自由裁量權和行動自由受到極大限制，難以因地制宜地開展工作。而信息技術已經成為一種壟斷性話語，整齊劃一的信息系統不可能為某些地方“單獨開口子”，即使進行某些指標上的微調，也需要花費很大的技術成本，而且上級往往認為下級是通過提意見來推諉責任。例如，筆者在新疆進行田野調查時看到，在一些地方，市民吃藥、測體溫等環節均要求社區干部或志愿者拍視頻記錄，而在農村也執行和城市一樣的“封門”政策，導致農民在自家院子里活動都被禁止。

第三，政府對技術的依賴阻礙了進一步改革。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政府不斷將各種最新的技術手段為我所用，使其自信滿滿地認為技術理性的強化足以面對各種復雜環境、應付各種復雜問題。這可能造成一種“致命的自負”，導致管理者自我封閉，拒絕向公眾開放。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何艷玲6教授用“無變革的改革”來形容我國近年來將改革措施限制在行政體制內而對社會善治并無本質改進的做法，長此以往，政府對社會的需求識別能力將日益退化，逐步失去與公眾進行雙向溝通和情感對話的有效技能。

一言以蔽之，技術治理絕非公共衛生體系變革的可行之道。相反，技術治理正在產生越來越多的問題和負擔，其帶來的成本增加日益抵消其收益，原本用來解決問題的技術治理本身將成為一個問題。這些問題需要政府加以應對，進而增加大量的行政支出和治理成本。民眾在為電子政務采購“買單”之后，不得不為技術治理的內卷化“二次買單”。技術治理遵循的是“事本”的邏輯，其背后是理性主義范式的支撐，然而這一邏輯在面對復雜的公共事務時是不完全適用的，因此必須加入“人本”的邏輯，“事本”的邏輯應當為“人本”的邏輯服務。社會問題本質上并非依靠技術來實現“科學化的”解決，而應是一個“社會化的”應對過程，其關鍵是達成容納多方利益相關者的集體行動。公共性、社會公平和公民精神是公共行政的精神實質（弗雷德里克森<George Frederickson>），社會治理既是科學也是藝術，需要與社會和公眾的價值、倫理與文化緊密接榫，才能提升公民的幸福感、獲得感和滿足感，才能獲得持久的生命力與合法性。

2020年2月7日，北京通州（攝影/浦峰）

在制度、技術和文化三者之間，文化的邊界相對模糊。如人類學家許烺光（1909~1999）在著作《驅逐搗蛋者》中引用的拓荒者的箴言——“向上帝禱告，保持你的火藥干燥”，在科學與迷信、理性與非理性之間并沒有明確的界限，二者總是交織在一起。在外人看來清晰的界限對本地人而言可能是十分模糊的，其原因并非人們缺乏理性或者不夠“開化”，而是人們的行為本身就受到其特定社會組織和文化模式的深刻影響。

許烺光在西南某地霍亂流行時的調研發現，盡管當地的醫院和學校已經掌握了科學預防霍亂的方法并且將其廣為傳播，但當地人認為，即便注射了疫苗，還是要舉行名為“打醮”的祭祀活動驅逐瘟神，人們不再吃豌豆粉和豆腐花之類的生冷食物并非因為它們會傳播病菌而是因為其“性寒”，人們不再去溪邊洗菜洗衣服的理由是會污染溪水，因為溪水從山神居住的地方流至海龍王居住的地方。而在較為現代化的香港，鼠疫時期，港英官員和受教育程度較高的市民也會參加傳統的“打醮”儀式。在面對疫情之時，“兩地的人們在不同的時間里均采用了他們的文化傳統提供的，受到其社會組織認可的自我保護措施。人們在采取這些措施的時候并沒有停頓下來，試圖分辨哪些屬于魔法的范疇，那些屬于科學的領域”。時至今日，在中國的很多地方，接受了完整現代醫學教育的醫生依然會參與類似“打醮”的“迷信”活動，如云南一些少數民族將新冠肺炎與風邪或者雞瘟等同看待，而四川涼山一些彝族同胞則認為疾病是鬼帶來的，由于傳統文化中沒有“艾滋病鬼”所以不認為艾滋病是一種病，等等。

兩個關于廁所的例子鮮明地體現了公共衛生措施與本地文化融合的重要性。一個歐洲非政府組織打算支持非洲的農村居民在家中修建私人廁所，卻遭到了當地婦女的抵制。原來，當地婦女喜歡每天早晨成群結隊到野地里方便以交流家常和分享八卦，于是項目負責人決定尊重當地人的習慣，把修建私人廁所的方案改為修建公共廁所。而在美屬薩摩亞，被美國人認為“性情隨和”的當地人很容易地接受了公共廁所，但當這些廁所損壞的時候，他們首先想到的還是在海灘或者灌木叢中如廁，于是海灘上遺留下來的幾根朽木便是在村子里推廣公廁留下的結果。

2020年，我可能是在湖北人民之外經歷了較長時間封城的國民之一。我曾在新疆掛職一年多，2020年回到新疆采風近半年，7月烏魯木齊出現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后，有40多天封閉在家。據我的觀察，從東部沿海到西北邊陲，抗疫措施的果斷和抗疫成效的顯著是相似的，但抗疫措施本身差異巨大。以復工復產與疫情防控這對難以兼顧的矛盾為例，上海和新疆的做法正好在大相徑庭的兩端，但無法臧否，二者都是地方性知識與現代科學知識的有機結合。

上海的政府和企業早在庚子年大年初十就全部恢復了正常上班。除了電影院和KTV因為上級嚴令而推遲了原定的復工步伐之外，商場、餐廳、寫字樓等公共場所全部正常營業。江浙滬之間的公路交通沒有受到任何影響，庚子年大年初五我從江蘇到上海，僅僅測量了體溫；而清明節我回到江蘇掃墓時，已經暢通無阻。與之相反的是，病例數幾乎僅多于西藏的新疆也采取了與武漢相似、甚至在實施上比武漢更嚴格的封城措施，直到5~6月，除烏魯木齊之外的各地州防控措施依然極其嚴格，疆外人士幾乎只能在烏市活動，7月烏魯木齊發現確診病例之后則再次封城，具體是2020年7月17日開始不讓出小區，7月29日開始不讓出家門。

疫情防控與所有公共政策一樣，都是在各個利益相關方以及各種成本與收益之間的平衡，有百利而無一害的公共政策是不存在的，反之亦然。上海和新疆兩地的政府，都是基于各自的考量做出的相應決定。而這一考量的背后，文化差異是一個重要原因。

上海是中國最早進入現代商業社會的城市，而現代商業的基礎就是信用和契約，因此整體上，上海市民具有較強的契約精神，表現在社會生活上便是相對而言更加遵紀守法、社會秩序井然。2019年上海在全國率先推行極其嚴格的垃圾分類法規，盡管立法之前有諸多討論，然而一旦執行，便是令行禁止。上海行人亂穿馬路的現象少、機動車禮讓行人等交通文明的表現也是全國標桿。根據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1900~1989）和施堅雅（G.William Skinner，1925~2008）等漢學家的觀點，中國的北方邊疆一直是農耕和游牧文明之間的過渡地帶，直至近代鐵路的修建加強了中央政權對東北和內蒙的控制，而新疆依然難以到達，“這里的行政長官必須依賴鎮壓、遏制和分而治之的策略”。這里是蘇聯的前門，中國的后門，來自中、俄、印和穆斯林世界的政治激流在這里匯成漩渦，異質性社會語境十分突出。

新疆獨特的文化有其特殊的地域性和歷史性，絕非“異端”。如果我們不能從他者的視角來闡釋他者，便一定會犯主觀主義的錯誤。例如，以我在上海的實際體驗，上海男人能夠成為“中國好男人”的代表，晚上沒有特殊情況必須回家吃飯就是表現之一，如果約人吃飯一般都是有事情要談；而在新疆的“兒子娃娃”（意為好兄弟）們看來，朋友間的聚會就如一日三餐一樣重要，成為“扎巴依”（意為醉鬼）是男子氣概的重要象征。在維吾爾族和哈薩克族中還有一種活動叫做“恰愛”（音譯），指相對固定的一群人輪流請客并且分享財物、交流見聞的聚會活動。再如，在上海年輕人中，婚喪嫁娶的儀式早已簡化；而在新疆穆斯林中，割禮、婚禮以及乃孜爾（即葬禮后的悼念活動）仍然是人們重要的精神寄托，親朋好友盛裝出席，主人拿出所有好吃好喝的款待客人，一些非穆斯林的好友也會受邀參加，這也成為了民族團結的紐帶。又如，上海市從江蘇省獨立出來只有不到100年的時間，而江浙滬人民早已在社會文化上融為一體，即便過去在上海人眼中地位最低的“江北佬”，通過幾代人的努力也已融入上海的各個階層中，因此要在交通上隔斷江浙滬顯然是不可接受的；而新疆的各個城市歷來是廣袤地域中的點狀綠洲，山川、戈壁、沙漠成了陸路交通的天然屏障，各地州的自足性很強而聯系性較弱，新疆能夠兩次實施嚴格的封城措施與這一特點是分不開的。

2020年9月，解除封城后的烏魯木齊（攝影/王翔）

馬克斯·韋伯（Max Weber，1864~1920）說過，“人是懸掛在他自己編織的意義之網上的動物”。人們的行動是他們過去的體驗、當下的情境和預期的目標之間相互作用的產物。要評判一項政策是否合理，不僅要了解當地的文化，還要在情境中了解人、理解人，要沉浸在人們的生活與情感世界中去理解他們。情感是賦予個人生命意義的源泉，人們對傳統方法情感上的依戀以及人們作為同一社區成員相互情感的聯系決定了他們的觀念和行為（許烺光）。故而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說，“古代人的最大困難在于改革法制，現代人的最大困難在于改變民情”。要人們為了“公共衛生”而放棄他們長久以來已經習慣了的文化傳統，顯然是一件極其困難的事情。

對于新疆很多民族的同胞來說，見面握手是基本的禮節，見到熟人沒有握手就好像視而不見一樣沒有禮貌。騎馬的時候碰到的牧民即便沒法用漢語和我對話，也會熱情地伸出手來。對于騎馬技術不佳的我來說，彎腰握手也許就有摔下馬的風險；同時，疫情期間，握手是專家建議盡量避免的行為。但，你如何選擇？

對于離家千里之外的援疆干部們來說，聚會是排遣寂寞的最佳方式。一鍋餃子、幾盤鹵菜加上兩瓶“白牛二”，就能讓大家度過一個愉快的夜晚。北京新發地疫情爆發的時候，一位援友剛從北京出差回來就趕上援友聚會，大家興奮地聽他分享新鮮的八卦，第二天他就被拉去隔離了。與來自“高風險地區”的朋友同桌吃飯、同車返回顯然有風險，但，你如何選擇？

對于在新疆時一個人被關在屋里不能出門的我來說，居家隔離的日子可謂是度日如年。上門發藥、送菜、量體溫的志愿者是我每天能見到的僅有的大活人。每天短暫的幾次交談就是一天中心情最好的時光，甚至他們走后我還能開心好一陣子。從醫學角度來說，這種接觸可能帶來“次生傳染”的風險。但，你如何選擇？

知識是人們創造性參與并且正在形成中的東西，而不是某種既定的、普適的東西。所有知識本質上都是地方性知識，其并非某個“地方”的知識，而是強調知識生產的情境條件。政策也是如此。上海寬松的防疫政策，并未帶來嚴重的疫情蔓延；新疆嚴格的防疫政策，也未引起嚴重的社會反彈。重要的是，兩地政府都具備對當地的人民及其文化的深刻理解，擁有出臺恰當政策所必備的地方性知識。

當然，抗疫政策沒有完美一說，有取則必然有舍，有得也必然有失。當抗疫成為持久戰之時，需進一步吸納企業、社會團體乃至普通市民的智慧，突破理性中心主義的束縛，打破專家知識的迷思，重視公眾的地方性知識。

按照廣受認可的耶魯大學公共衛生教授溫斯洛（Charles Winslow, 1877~1957）提出的公共衛生定義，公共衛生的目的是“保證社會上每一個人都有足以維持其健康的生活水準，使每一位民眾都能夠實現其健康及長壽的天賦權利”。公共衛生是一門關于人和社會的科學與藝術，公共衛生事業要始終與人民站在一起。如果缺乏對人和社會的全面認識和理解，公衛人就可能會滑向沉迷于技術和數據而不食人間煙火的危險方向?！包h執政后的最大危險是脫離群眾”，公共衛生事業又何嘗不是如此呢？在這方面，中國曾經取得過舉世矚目的成功，值得我們酌古御今。

世界衛生組織曾高度評價中國改革開放前的“赤腳醫生”和農村合作醫療制度，“遠在世界其他國家認識到以人為本的初級衛生保健的重要性之前，中國的赤腳醫生就已經在向社區提供這種保健服務?！睂W者高敏（Miriam Gross）對中國“血吸蟲病防治運動”的研究發現，在20世紀50年代轟轟烈烈的運動式治理之外，中國“血防”事業的成功，更關鍵得益于專業人才與技術知識長時段內從城市向農村的擴散，尤其是50年代后期以來下放農村的專業醫護人員廣泛參與到基層病患的治療與赤腳醫生的培養之中。在這樣一個最基層的醫療體系建立起來之前，正如非洲人不理解世衛組織為什么要幫他們防治對成年人并無生命威脅的瘧疾，中國的廣大農民也不理解國家為什么要去關心血吸蟲病這種只是讓身體有點虛弱的“小病”，而不是去解決更多迫在眉睫的問題，更何況還要推動“糞便管理”這類在當時令很多人感到難堪的做法，以及消滅釘螺這種事倍功半的運動（因為釘螺的繁殖能力極強）。而“赤腳醫生”們的最終成功，并不在于他們有多么高超的醫術，而是在于他們深入到勞苦大眾之中，“卷起褲腳下地,背起藥箱送醫送藥”，從而將公共衛生的理念與實踐帶進了農村社會日常生活，降低了患者參與疾病預防與治療的物質和文化障礙，最終形成了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最迫切、最符合人民需求的基層醫療普惠體系。

2020年2月2日，北京，天安門城樓（攝影/浦峰）

當代中國的經濟與社會發展水平已經遠勝于赤腳醫生的時代，然而我們的公衛人是否還能像當年一樣與基層民眾打成一片？答案在每個人心里的那桿秤中。一個成功的公共衛生體系，必須得到本土民眾的信任、親近與支持?！吧谒归L于斯”的赤腳醫生根植于傳統的鄉土情感網絡之中，適應基層民眾的求醫行為和文化觀念，把防病治病融入到親情人情網絡之中，融入到一種“擬家庭化”的“意義之網”中。而現代醫療系統的變遷，帶來了心理醫學家凱博文（Arthur Kleinman）教授所說的醫護人員與民眾疾痛體驗的疏離、與傳統人倫情感之間的疏離、與醫治和照護的藝術的疏離。在復旦大學獲得臨床醫學博士學位、又到哈佛大學獲得公共衛生碩士學位的姚灝醫生說，醫院“就像是個工廠一樣，四天一周轉，病人進來，常規抽血，做冠造，放支架，休息一天，就出院，然后換一批新的病人”，對技術的依賴和對人情的冷漠帶來了一種歷史學家楊念群所說的“沉默的暴力”。就整個公共衛生體系而言，盈利性對公益性的侵蝕日益嚴重，預防與治療之間的鴻溝越來越大，基層衛生保健體系嚴重削弱，“預防為先”淪為紙上談兵。醫療機構之間的競爭日趨激烈，本應以預防為主的鄉村醫生被迫轉變為以治病為主，預防保健職能則忙于應對上級的“指揮棒”，將防病治病融入走村串戶中的赤腳醫生已成為過去。

前些日子，筆者回到家鄉走訪一處農村衛生室，發現村醫們正忙于整理居民健康檔案應對上級檢查而無暇顧及其他工作，因為健康檔案做得好不好直接與村醫的收入掛鉤。毛澤東同志曾批評衛生部“不是人民的衛生部”，而是“城市衛生部或城市老爺衛生部”，我們不能把如今的基層公衛人變成“城市衛健委駐農村特派員”，盡管很多專家都在呼吁改善村醫的待遇、培訓等問題，然而在我看來，真正的問題是：如何使基層公衛人真正與基層民眾站在一起？我堅信中國的抗疫行動已經并且必將繼續取得成功，但是僅停留在對中國抗疫成就的宏大敘事中，就容易流于對事實的過度簡化，我們只有始終以人民群眾為師，把自己融入對地方性知識和個體化敘事的近距離感知之中，而不是迷信一個簡單的宏大敘事框架，才能對中國社會有更加充分的感觸，才能讓我們在這個“黑天鵝”頻現的時代保持清醒與定力。

“腳下沾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沉淀多少真情”。公共衛生事業要改革，就要少一點向上看，多一點向下看。不是站在廟堂之上用居高臨下的眼光向下看，而是蹲到田間地頭用休戚與共的情懷向下看。習近平同志指出，“廣大科技工作者要把論文寫在祖國的大地上”，公衛人又何嘗不是如此呢？一個人民的中國需要的是人民的公共衛生事業，為人民服務、向人民負責、由人民來評判才是題中之義。

以此紀念中國人民及全球人民抗擊新冠肺炎疫情一周年。

本文刊發于《環球財經》2021年1月刊，作者王翔，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博士研究生、復旦大學數字與移動治理實驗室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