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尼系數最近一次引起廣泛的爭議是在2012年。

當時，西南財經大學通過中國家庭金融調查的數據得出結論認為，中國的基尼系數已經高達0.61。這之前，國家統計局曾長達十年未公布基尼系數，必須做出回應時也只是籠統地表示，中國的基尼系數沒有到0.5且自2008年起正逐年下降。后來，考慮到選用指標的不同——在城市選用可支配收入但在農村選用純收入，國家統計局就不再公布基尼系數了。

這引起了更大的爭議。經濟學家梁小民認為，國家統計局忽視了灰色收入，因此將數以萬億人民幣的財富排除在了基尼系數的計算之外，這導致其對基尼系數的計算明顯偏低。經濟學家李實2也認為，“全世界比中國基尼系數更高的國家已經不到10%”，“難以判斷基尼系數已經呈現下降趨勢”。更多的經濟學家則認為，就算面臨指標的不同和完善統計方法的困難，國家統計局也不應該停止公布基尼系數，而應該不斷調整到它能反映中國現實為止。

確實，財富不平等是個復雜的問題。對基尼系數而言，其上升既可能源自窮人變窮和富人變富，也可能源自所有人收入都提升但富人收入增加更快，還可能因為所有人收入均下降但窮人收入減少更多；同樣，貧困率不變既可能是因為原有貧困家庭持續貧困，也可能是因為脫貧與新增貧困家庭的數量大致相同。如果不了解這些細節，人們就很難制定出科學的公共政策。

社會學家、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北京大學訪問講席教授謝宇因此認為，即便只從學術角度看，用不同時期截面數據計算基尼系數的方法也有點粗糙。他認為整體狀況當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中國社會的細節和它隨時間演進的過程。要展示這些信息，追蹤調查才是更理想的選擇，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的目的正在于此。借助這個調查，人們也確實可以看到更多關于中國社會的細節信息。

例如，中國的基尼系數可能介于西南財經大學和國家統計局估算的結果之間，但更接近后者，這個數值確實在降低但城鄉各自的基尼系數并無明顯變化，數值的降低源自農村家庭收入增速快于城市家庭、中等和中高收入家庭收入增速也快于高收入家庭。另外，基尼系數的降低并不意味著中國的財富不平等狀況有所改善，因為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增速明顯落后于中等和中高等收入家庭的收入增速，貧富兩極分化的趨勢在擴大，形勢其實還是不太樂觀。

作為調查執行機構——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的主任，李強也關心基尼系數和圍繞這個數值產生的爭議。他是農村出來的大學生，曾經想過計算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基尼系數，但他知道沒有數據，這一切都是空談，“如果有機會，我真希望把農村生產隊當時的賬簿搶救出來，建立起能還原當時社會狀況的數據庫?？上?，我們已經不可能有這樣的機會?！?/p>

在這位年屆六十的政治學者看來，中國缺少對社會狀況的長期科學描述，缺少能精確還原歷史片段的詳細資料，因此總是很難對很多重要的問題給出明確的回答。例如，無論是人口減少的規模還是財富縮水的程度，中國可能永遠沒有辦法計算出三年自然災害這樣的歷史大事件造成的損失，基于口述歷史和典型案例開展的研究顯然沒辦法彌補這樣的缺憾。

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的成立，就是為了讓人們在理解中國社會時可以不那么依靠直覺。

北大的選擇

2005年7月11日，當時的北京大學常務副校長林建華在香山飯店組織召開了一次會議，包括經濟學家林毅夫、社會學家邱澤奇在內的社會科學十幾個院系的學者和負責人都參加了這次會議。作為學校一系列重要改革的策劃人和推動者，林建華希望大家能在這次會議上開誠布公，共同討論一個大命題——怎樣推動作為學校招牌的社會科學學科建設。

圍繞這個目的進行的頭腦風暴已經持續了一段時間。之前一年冬天，林建華還帶著包括兩位副校長在內的11人代表團訪問了美國，并在幾個高校系統調研了很多成功案例以求找到辦學靈感。當年啟動的“985工程”二期為北京大學帶來了18億元的科研經費，他們因此想通過包括這些調研在內的一系列工作知道，怎樣用這筆資金才能更有效地推動學科建設。

和北京大學在2019年獲得的近百億科研經費相比，18億元確實沒那么驚人。但在2004年，這無異于一筆巨款。當年，負責科技成果轉化的學?？萍奸_發部向北京大學和所屬各院系上繳的全部資金只有300萬元，學校通過接近200項與地方政府和企事業單位進行的科技合作實現的全部收入也剛剛超過一億元。甚至到了2005年，北京大學的全部科研經費也才剛過6.5億元，人文社會科學的科研經費在當年超過5000萬元還是一條重要的新聞。

作為對比，北京大學當時有81個國家重點學科、11個國家重點實驗室、兩個國家工程中心和13個國家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經費緊張可見一斑。因此，當這筆資金突然在學校預算中出現時，科學家們的熱情被瞬間點燃了，很多此前存在于大家腦海中的設想都變成了熱情交流時的主題，邱澤奇記得“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只是提議的隊列研究就有四個”。

林建華認真想過這件事情。當時，北京大學剛剛有九個學科進入全球前1%，繼續提升學科排名的空間確實太大了，這筆錢肯定能產生價值。但以怎樣的方式讓這筆資金產生更大的價值，則考驗著學校領導們的智慧。人文社會科學尤其如此，他必須找到那根可以撬動學科發展的杠桿，讓這筆錢既能為北京大學帶來學科優勢，還能在更廣泛的宏觀層面創造價值。

這對北京大學非常重要。當時，學校文科院系擁有超過200個虛體研究中心，這些中心大多是學校老師自發成立的跨學科研究機構，他們的研究意愿很強但研究力量較弱，合作意識很濃但合作平臺很小，缺少必要的研究資源導致數量眾多的跨學科研究中心并沒有帶來相應的學術影響力。對于北京大學這樣以人文社會科學見長的高校來說，這是必須改變的現狀。

這位理科出身的校領導能隱約感覺到杠桿在哪里。他看了美國國家科學基金在成立50周年時選出的50大受資助項目清單，知道其中惟一入選的社會科學項目就是密歇根大學的家庭追蹤調查。1968年開始的家庭跟蹤調查涉及家庭及其成員的所有方面，并帶動了包括歐盟、日本、韓國、墨西哥和中國臺灣在內的很多經濟體都啟動了類似的調查。林建華了解到，密歇根大學有把全球類似調查連接成為網絡的計劃，這無疑是個令人激動的想法。林建華因此感覺到，這類對社會科學實證研究意義巨大的工作也許就是北京大學的努力方向。

負責人文社會科學學科建設的副校長張國有教授也有類似的看法。在這次香山召開的會議之前，他們已經和社會科學各院系進行了半年的討論。在這次會議上，他們提出建設一個符合學術要求的社會科學基礎數據庫，能為北京大學奠定社會科學量化研究和教育的基礎。

打動林建華的另一點是，張國有和其他學者們都提到了這項工作的背景，那就是中國正在經歷的快速變化。這些學者認為，中國的社會經濟狀態隨時都在改變，這是個此前少有、未來更不會重來的特殊歷史時期，因此應該有社會調查機構記錄和研究這個過程，為社會科學提供關于中國的學術資源，林建華說“連我這樣的理科學者都為這個計劃激動不已”。

“我們都是有些抱負的，我們希望能推動中國社會數據的搜集、整理和發布，提高中國實證調查研究的水平，”李強說，“社會學的理論研究當然重要，甚至更重要。但我們那時的數據規模和數據質量都太差，很多極有價值的研究都沒法開展，這是我們必須解決的問題?！?/p>

李強知道數據對社會科學研究的價值。上世紀90年代，他在美國做研究時正逢美國學術界研究中國的黃金歲月，費正清和傅高義兩座高峰之后，杜贊奇、馬若孟、黃宗智等人在前后十幾年時間里撰寫了一系列關于中國農村的著作。但其實，除了和中國政府合作較多的傅高義，后面幾位學者都沒怎么來過中國，和李強私交不錯的杜贊奇直到1986年夏天才首次訪問了北京順義的沙井和山東濟南的冷水溝，至于對其成名作《文化、權力與國家》的創作非常重要的另外四個鄉村——北京房山的吳店、河北秦皇島的侯家營、河北灤縣的寺北柴和山東平原的后夏寨，杜贊奇直到作品完成和自己成名后也沒有到訪過。

他們的秘訣是滿鐵調查。作為中國近代史的核心資料，以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名義開展的這項情報工作歷時40年，形成材料670萬頁，其對東北、華北和內蒙古東部的記錄之詳細簡直令人嘆為觀止。就在幾年前，主持滿鐵資料翻譯工作的華中師范大學教授李俄憲14還贊嘆說：“中國是個巨人，可通過滿鐵調查能看到，中國在日本面前曾經只是個裸體的巨人?！崩顝娨舱f，滿鐵調查的價值讓他很早就下定決心要改變中國實證社會科學研究的狀況。

不過，改變現實需要時機和技巧。北京大學的大部分院系都有悠久的歷史，校內基本格局已經確定很久，任何關乎體制的改變都會遭遇到不小的阻力，重新調整院系的工作因此極度復雜。作為主管學術建設的領導，林建華的方案著眼于增量，他決定繞過已有院系，新建一批著眼于跨學科領域的研究機構，并在這些新成立的機構中嘗試包括預聘制和預算管理等新的科研管理體制，推動包括社會科學在內的各個學科進一步發展起來。

和幾個月前與密歇根大學座談時得到的信息呼應，一些這項計劃的最核心原則慢慢被確定下來。例如，他們決定在中國啟動一項針對家庭但涵蓋社會生活諸方面的追蹤調查，林毅夫和社會學系主任馬戎隨后開始了項目的籌備。而且，就像北京大學同期成立的十幾個中心一樣，也將有新的實體來負責計劃落地，這個機構隨后被命名為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

學校、學術和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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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張國有教授充滿理想主義色彩的論述中，林建華可以很自然地想到在美國的謝宇。

在上海工業大學（現上海大學）的冶金工程專業畢業后，謝宇成為改革開放后最早的赴美留學生之一。隨后，他不斷轉變研究領域，逐步成長為在社會學、統計學、人口學等多個領域都有不錯建樹的學者。世紀之初，他撰寫的《分類數據分析的統計方法》《科學界的女性》《美國亞裔的人口統計描述》和《婚姻與同居》都在業內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在以半個局外人視角觀察中國若干年后，謝宇也認為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后經歷的發展歷程在世界歷史上都堪稱罕見，這場變革根植于中國獨有的政治、經濟、文化與社會環境，這個過程此前沒有，未來也難以再現，其影響只有14世紀的意大利文藝復興、15世紀的德國宗教改革和16世紀的英國工業革命才能與之相提并論，中國學術界應該對此有所行動。

例如，家庭在中國社會中扮演著極其重要又非常特殊的角色。在中國，家庭不僅像國外社會那樣賦予個人以最初始的社會地位和最重要的成長環境，扮演著代際關系的最重要橋梁和研究婚姻與性別機制的最重要平臺，而且是經濟活動與社會交往的基本單位，甚至中國人那崇敬祖先、重視孝道、婚姻講究門當戶對和傳宗接代、事業追求光宗耀祖的傳統價值觀也和家庭密不可分。但長期以來，因為沒有數據，中國幾乎沒有學者從這個視角研究中國社會。

在謝宇看來，盡管社會科學的起源離不開馬克思（Karl Marx）和韋伯（Max Weber）等偉大歐洲學者的努力，但現代社會科學更大程度上仍舊是美國人的發明。在19世紀末那個科技進步日新月異的時代，美國社會出現的城鎮化、犯罪、貧困、教育不均、大規模人口流動和嚴重勞資沖突等社會現象為社會科學研究提供了豐富的土壤，這種獨特的社會情境最終讓薩姆納（William Sumner）和庫利（Charles Cooley）等社會科學家得以成名。

在密歇根大學見到林建華時，謝宇再次表達了同樣的觀點。在他看來，中國社會在迅速變遷過程中出現的貧富分化加劇、婚姻不再穩定、社會階層固化等等問題都很吸引人，但相關研究太少。對很多重要問題，即便經驗豐富的社會學家也只能一知半解，一個高質量的基礎數據庫因此“對國家的決策、學術的發展和年輕學者的成長都有非常高的價值”。

謝宇可以舉出很多這類例子：“例如婚前同居，我們都知道這能消除雙方的信息不對稱，退出成本也比婚姻低很多，因此能提高婚姻匹配效率。我們也能感覺到婚前同居在當代中國非常普遍，年輕世代的婚前同居比例可能已經超過一些西方國家，但相關研究還是空白?！?/p>

林建華認可以家庭為中心的調查，也相信謝宇是完成這項工作的合適人選。雖然是中國最著名的高校，但要完成這樣大規模的社會調查，北京大學并沒有多大的試錯空間，調查遇到的很多問題都必須迅速解決，讓團隊在缺少專業意見的情況下獨自摸索很難確保這一點。

謝宇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他的知識面很廣，對社會科學幾乎所有學科的主要議題都有涉足。他在密歇根大學——全球社會調查的大本營有終身教職，對社會調查涉及的所有環節都有不錯的知識儲備。而且，他對數據有驚人的敏感和嚴謹的科學態度，李強說：“我認識的人里，謝宇對數據的敏感無人能比，概念不清、統計口徑不明的情況從來沒有在他身上出現?！?/p>

謝宇也了解北京大學和中國社會學界。早在2002年，也就是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建立20周年時，謝宇就曾在一個月內組織六次面向全校的公開課，其中五次都和量化研究直接相關，那被認為是中國社會學界接觸量化研究的開端。謝宇提出的社會科學研究三原理——異質性原理、社會分組原理和社會情境原理，也從那時起獲得了廣泛認同。馬戎對此有很深的印象，他認為受制于各種原因，中國社會科學界對量化方法的了解確實不夠，補齊短板勢在必行。

謝宇一直希望中國能盡快啟動類似的調查，因為數據獲取會越來越難。但他知道這絕非易事，社會調查極其耗費資金，針對社會科學基礎研究的支持完全不具備短期的性價比，長期穩定的大力支持在任何國家都不容易，已有調查項目幾乎全在發達國家，原因就在這里。

不過，隨著“985工程”二期的啟動，機會終于來了。2005年那次會議后不久，謝宇被確定為中國家庭追蹤調查國際顧問委員會的主席，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也正式成立，邱澤奇成為中心的首任主任?！拔液芨兄x林校長能夠設立實體機構來推動這件事，”謝宇認為，林建華提出的在原有院系之外成立機構的改革思路是正確的，“這對項目至關重要?！?/p>

這確實是不能失敗的任務，全國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者似乎都在關注項目進展，北京大學也幾乎動員了所有社會學家支持項目，項目的每個參與者也都很激動。不過，就在邱澤奇和謝宇開始籌備后不久，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的構成發生了變化，一個新成員加入了進來。

中心的新成員

2006年，在林毅夫的邀請下，美國國立老齡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Aging，NIA)行為與社會研究部門負責人理查德·蘇茲曼（Richard Suzman）訪問了北京大學。林毅夫希望蘇茲曼能夠展示一下健康與退休研究（HRS），以及基于這套體系開展的一系列調查項目。那之前，這套針對中老年人健康、社會問題以及資產狀況等多方面的調查已經全球聞名。

和中國家庭追蹤調查相同，健康與養老追蹤調查也是針對固定人群的追蹤調查。不同之處在于，健康與養老追蹤調查不但有完整的經驗可供借鑒，還有可能獲得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的經費支持，北京大學也許只需要動用一小部分資金就可以完成項目的啟動，學校當然不想錯過這樣的機會。而在林毅夫看來，這次受邀的蘇茲曼正是讓愿景落地的關鍵人物之一。

自從1992年參與啟動健康與退休研究以來，蘇茲曼一直以極大熱情推動經濟學研究領域的拓展，他希望經濟學家能在那些傳統上認為屬于流行病學家的領域扮演更重要角色?？紤]到全球的福利、科學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在幫助30多個國家啟動了老齡化研究項目后，蘇茲曼尤其認為中國這樣的大國不應該缺席這類研究?！碑敃r參加交流的趙耀輝回憶說。

蘇茲曼是對的。每個國家都會在走向富裕的過程中面臨生育率的降低，但中國與所有這些國家都不同。獨生子女在1980年成為國策后，中國迅速提升了積累水平，從而為經濟騰飛奠定了儲蓄的基礎，但由此導致的老齡化則成了中國社會遲早都要面對的巨大挑戰。又由于中國獨特的人口增長率降低路線圖，現有的很多老齡化政策也許都很難適用于中國。

更重要的是，人們只知道中國老齡化速度非?？烨液車乐?。確實，中國城鎮婦女和農村婦女的總和生育率在2000年時就已經分別降至不足1.3和不足1.8，而研究表明一個可以維持人口規模和結構穩定的理想總和生育率是2.1。在上世紀60年代，中國的總和生育率一度超過6，這意味著中國當時的每名婦女在育齡期間平均生育的孩子達到六人之多，那時的人們擔憂人口的壓力著實有情可原。但現在，人們更多感到的是對未富先老社會的恐懼。

不過，在巨大的老齡化社會陰影和驚人的老齡化社會成本之外，偏偏很少有人知道中國老齡化過程中的細節——例如究竟有多大比例的老年人需要照護、尤其是需要專業度很高的長期照護，城鄉老年人的健康狀況究竟有多大差距，市場化的養老體系是不是有足夠的執行基礎，退休以及延長退休年齡會對老年人產生怎樣的影響，而這些細節才是政策制定的基礎。

作為勞動經濟學家，趙耀輝一直想研究中國的退休問題。這是勞動經濟學最重要的問題之一：從個人角度看，退休是勞動生涯的結束，勞動收入重新歸零會在經濟、社會和健康等很多方面對個體產生影響，有時甚至會影響到一個人對自身價值的評價；從社會角度看，退休年齡又關系到我國實行的現收現付制養老金體系應該怎樣隨老齡化社會的到來做調整。

但在上世紀90年代的多個時刻閃過這個念頭后，趙耀輝始終沒能啟動這項工作，理由很簡單——她沒有數據。困擾屬于同時代所有中國經濟學家，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后來加入中心的張曉波也發現，當他想研究中國企業問題或管理問題時，竟然只有規模以上企業或上市公司的數據可以使用，“已有數據都被用爛了，但還有很多重要問題沒辦法研究，例如企業家精神、企業設立和關閉等等……更何況，就算是規模以上企業的數據，后來也拿不到了?！?/p>

回到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的前身——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后，趙耀輝最初的工作是培養一批會使用現代數理方法的學生，但這個目標的完成進一步凸顯了數據不足的困擾。方法再好，沒有數據的支持，那些有意義的工作也沒辦法開展，這種難以改變的現實甚至影響到了趙耀輝對自身工作的認識，“我們的工作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也許都不能稱之為知識創造?！?/p>

蘇茲曼的報告因此更像一場為趙耀輝舉行的專題交流會。在國家發展研究院，她和姚洋等幾位經濟學家都以研究微觀數據而聞名，而趙耀輝不但擁有相當不錯的數理基礎，在勞動經濟學、健康經濟學和老年經濟學等領域也有很深厚的學術積累。因此，如果北京大學希望推動健康與養老追蹤調查在中國的落地，趙耀輝就是那個最合適的人選。李強也認為，趙耀輝一絲不茍的學術態度是執行這個任務的最重要基礎，“她真的是一點馬虎都不能容忍?！?/p>

整場報告會也確實從一開始就吸引到了趙耀輝?！澳切祿宫F出的跨學科性前所未有?！壁w耀輝用“震撼”來形容初次見到這些數據時的感受，這在形容詞的選擇在學術界并不多見：“那里面有退休和財產等社會經濟學界感興趣的數據，也有診斷數據和醫生處方等公共衛生學界和醫學界感興趣的數據，這意味著很多之前根本沒辦法開展的研究都能因此變成現實?！?/p>

蘇茲曼的演講結束后，林毅夫現場問：有誰愿意承擔這個項目？趙耀輝馬上舉起了手。

真的太難了

2011年春季后，美國的謝宇和北京的邱澤奇就開始等待基線調查的結果。2010年啟動的基線調查中，中國家庭追蹤調查在649個村居發放了19986戶樣本，完成了635個村居中的14960戶和42590位基因成員。更早的2008年，中國健康與養老追蹤調查已經完成了基線調查，他們當時在150個縣的450個村選中了一萬戶家庭中的1.7萬人了解情況。

他們想看到的是一張金字塔對比圖。提供對比的是同樣在2010年進行的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后者為中國提供了一張全面的人口畫像。他們想知道，調查選用的樣本能不能很好地還原總體，這關系到調查采用的很多技術是否可靠。

等待原本應該已經結束。按計劃，中國家庭追蹤調查的基線調查會在2010年9月15日結束，但全部工作到這一天才完成92%。派出的400多名訪員里，有97個人做的899次訪問不合格。而且，城市越大，阻力似乎也越大：地級市和省會城市的難度全都超出預期，上海的情況更是讓人沮喪，他們不得不在11月組織了補訪，希望利用外地人回家過年的機會沖下應答率，這使得戰線被大大拉長——直到2011年2月，全部調查才終于算是結束了。

為了讓中國家庭追蹤調查更順利，趙耀輝甚至把中國健康與養老追蹤調查的調查主任孫妍“送”了過來?！澳鞘俏覀儓F隊最核心的人”，趙耀輝說孫妍是項目最初五人團隊的一員，基線調查就是她們一起在朗潤園那間狹小的辦公室里摸索著完成的，“著急的時候還哭過鼻子”，但她必須讓孫妍離開團隊，去支援進展緩慢的兄弟項目，“她的經驗最豐富，而這對中國家庭追蹤調查非常重要”。

理論上，追蹤調查有幾個關鍵環節需要把握。首先是抽樣，調查要用很小的樣本反映這個人口眾多的國家，“要看均值，也要看方差等多項指標”；其次是追蹤，因果變化只有借助追蹤才能體現出來，“例如因病返貧，宏觀調查只能提供發病和貧困人口比例，但不會告訴你貧困和生病哪個在前，可這才是關鍵”；再次是問卷設計，一個包含上千道題目的問卷必須對很多關鍵問題做出回應，但訪問時間又不能太長，否則被訪者就會失去耐心；最后是數據如何安全高效地分享給學術界，但只有前幾個環節做好，這個環節的意義才能體現出來。

大家也都對項目難度有所準備。趙耀輝知道，自己必須從學者轉型到項目經理，努力帶領大家完成更多瑣碎復雜的工作；謝宇也知道，中國家庭追蹤調查要明確定位家庭成員間的關系，要對家庭關系和家庭成員信息展開全方位深度調查，這意味著要做的事情有很多；實際領導中國家庭追蹤調查的邱澤奇更不容易，全中國都還沒有哪個人真正組織過追蹤調查。

但他們還是低估了項目難度。一方面，調查嘗試的改革太多，謝宇希望家庭追蹤調查能打破城鄉界限，因為“官方對農村與城市的行政劃分難以及時反映中國快速城市化的現實”；大家都希望引入計算機輔助調查，都反對層層匯總的分級管理，“人為干預的空間太大了”。信息化手段的引入還可以通過問卷的模塊化來顯著提高調查效率——“不然幾百頁的問題不知道要問到什么時候”；向西方學習同樣只是說起來容易，這和自然科學完全不同，技術可以快速移植，但要反映戶籍、流動人口、二元社會這些中國特有的議題，問卷就必須做出調整，謝宇說：“我們第一次調查時還問過被訪者家里有沒有祠堂，會不會拜祖先這樣的問題?！?/p>

更重要的是，他們發現真的很難用幾萬人的群體還原14億人。而且，就算是這幾萬人，他們也很難快速獲得被訪者的信任。在中國健康與養老追蹤調查中負責調查工作的陳欣欣說，被訪戶信任政府，沒有基層干部疏通關系，訪員們在很多村居甚至連進都進不去，更不可能和初次見面的人進行長達幾個小時的訪問，并且從此和他們建立能夠定期拜訪的長期聯系了，“我們確實想麻煩基層干部幫助我們，但也確實知道他們最需要的是減負?！?/p>

有些事情，基層干部其實也束手無策。例如，抽樣需要規范的地址列表，但中國的城市面貌變化太快，地方行政系統有時候也沒辦法完全掌握這種變化，“很難從地方政府要到”。他們考慮過繪圖法，也就是先把住宅結構畫出來，再根據圖片編寫花名冊并選出訪問對象。但在浙江和甘肅的預調查就讓他們放棄了這個想法，因為現實太復雜了，很多城鄉結合部的房子只是畫在圖紙上就已經令人崩潰?！霸鹤犹字鹤?，很難根據這個編寫花名冊，”趙耀輝說，“就算編出花名冊并確定了訪問對象名單，回到原地也經常發現找不到這戶人家了”。

所有調查都面臨年長者容易溝通、高薪高知階層和青年人受訪意愿較低的情況，但中國又有不同，這里的年長者“愛用農歷生日，回答健康問題時又總不提在使用中藥”。要是當地普通話推廣不好，溝通就格外困難，這種情形直到今年也沒什么改變：作為中國健康與養老追蹤調查的訪員，莫亞錕剛到廣東就遇到了這個問題，她不得不反復地聲明：“我不會潮州話喔?！?/p>

陳欣欣也是因為這些困難才來到北大。她原來是浙江工商大學的教授，在幾次調查中都幫趙耀輝帶過來浙江調查的隊伍。趙耀輝發現她有種獨特的能力，“杭州一個原本做不出任何樣本的小區，她竟然能帶隊伍做出很多個樣本”，“她也特別認真”。后來的一次研討會上，陳欣欣又給趙耀輝分享了自己對實地組織調查的建議，這讓趙耀輝決定把她請到調查中心來。

創新一直在涌現。中國健康與養老追蹤調查引入了地理信息系統——他們在谷歌地圖上將每棟建筑物都做了標注，然后將建筑內的房間繪制成表格，再從中隨機選擇樣本，這套方案在2011年獲得成功后很快成了中國學術界面對該類問題時的標準解決方案。中國家庭追蹤調查則創造出了一種名為T表的數據采集工具，構建起了完整準確的家庭關系網絡。兩個調查在計算機輔助技術中共同推動的模塊化問卷，則大大簡化了調查流程，提升了調查質量。

質控更是近乎永無止境。兩個調查的組織者們都要求訪員在訪問時，“敲門必須滿三次，電話必須打夠六遍，還是沒人回應才能放棄”，訪員也被要求“不要著急提問，要多聽、多交流”；張曉波說，訪員在調查中的角色也不只是提問者，他們要通過觀察記錄很多細節，其中關乎受訪者生活環境的問題就有七個，對受訪者個人狀況的評價則涉及到13個方面；對訪問錄音的抽查也會和調查同步進行，“比例非常高，任何造假行為都會很快被發現”。

太多人為這兩個項目提供了幫助。2008年基線調查前，為了讓訪員能夠順利進入村居，林毅夫找到了當時的衛生部長陳竺；2010年，中國家庭追蹤調查的基線調查開始后，當時在國家人口計生委擔任發展規劃與信息司司長的于學軍也提供了相同的幫助；等到2011年的追蹤調查開始后，趙耀輝幾乎動用了全部私人關系，當時的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周其仁也找了當市委書記的朋友，邱澤奇在撰寫《中國報告·民生·2011》時更是用了整整一頁半的篇幅感謝別人，其中包括五位不在中心工作的學者和接近10個各類機構。

對邱澤奇來說，那是格外艱難的五年。作為中心的創始主任，他花了沒法計算的時間搭建中心的框架、弄清社會調查的邏輯、并為各種問題找到解決辦法。因為“時間太緊張”，他總覺得基線調查的數據處理不夠完美，只是考慮到“不會出現顛覆性結果”，也就只能接受了。但好在基線調查做得不錯，謝宇甚至在過去十年后還是激動地說，調查質量遠超預期，他提到了那張對比圖：“我從沒見過這么漂亮的圖，不論在哪里?！?/p>

當然，即便這時，調查仍然說不上成功，因為問卷的調整沒有結束，也還有很多細節需要完善。謝宇的學生、2007年就開始從事量化研究的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張春泥29，至今還在幫助撰寫用戶手冊——這種類似使用說明的文本能幫助用戶更好地使用中國家庭追蹤調查的數據，她在回憶當時的情況時說：“我們很長時間都沒有弄清楚‘追蹤’的內涵?！?/p>

成功的最重要拼圖

李強在中心的工作始于一團亂麻。為了省錢，中心最初購買的軟件只開通了部分功能，直到因為需要必須開通剩余功能時才發現數據庫有兼容問題，“有錢都沒辦法”。李強沒遇到過這類問題，同事問他怎么辦時，他撓著頭頗有些自嘲地說：“這事，你們可問對人了?！?/p>

他后來回憶說，自己也只是在直覺上相信這些問題能解決，于是就把技術、調查和質控的負責人都找到自己的辦公室，讓大家當面討論，“吵架也行……沒想到，吵著吵著還真把問題解決了?！边@種近乎無為而治的管理哲學也許正是李強的優勢，他始終相信“本事越大的人越有鮮明的個性”“領導最好少管事，不是本專業的事就更要少管”“事情辦得好，很多時候不是因為領導管得好，而是因為領導管得少”“只要公正，人才的潛力往往超出想象”。

其實，李強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都不太能理解為什么會選擇他來做中心主任。確實，他當時是北京大學的校長助理和社會科學學部的部長，對全校的學科建設、尤其是人文社會科學的學科建設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中心的壓力太大了，“明星項目就應該由相關學科的明星學者來擔綱”。

從這個角度看，他顯然不是理想的候選人。他的學術專長是以自由主義為代表的政治哲學，對社會調查必然涉及的社會學、經濟學、人口學、統計學和公共衛生等領域的知識儲備明顯不夠，很難駕馭龐大的社會調查。而且，他對數據的陌生非常強烈，“幾十年的研究中都很少用數據?！币虼?，即便校長周其鳳30來找他，李強還是沒松口，他對周校長說：“萬一搞不好，沒人會說我，因為我本來就不是干這個出身的，可一定會有人說你用錯了人?！?/p>

但在2011年，北京大學需要盡快解決中心運行中的幾個大問題。這里全是中國最優秀的學者，但大家的個性都挺強，項目的巨大壓力導致意見相左的情況越來越多，“這無關對錯，但確實關乎每個學者對數據的理解和對優先級的選擇”，學校因此意識到必須有個性格溫和的人來擔任組織的潤滑劑。兩個平行項目也缺少整合，中心的運行效率確實有些問題，周其鳳有時候甚至擔心項目會做不下去。偏偏，項目又到了最關鍵的時候——追蹤開始了。

追蹤非常重要，這是調查走向成功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塊拼圖。成功追訪的次數越多，調查就能越完整還原受訪者的生命歷程，做出因果推斷的難度就越小。但追蹤也的確太難，以中國家庭追蹤調查為例，2012年的首輪追蹤調查開始時，基線調查中的14960戶完訪家庭又產生了2031戶新建家庭。雖然家庭整體79.2%的應答率還算不錯，但新建家庭35.9%的完訪率就真的有點糟糕了。前車可鑒，中國不是沒有過那種草草收尾但最初理想遠大的調查項目。

1989年，北卡羅來納大學人口研究中心、美國國家營養與食物安全研究所和中國疾病與預防控制中心，合作發起了中國健康與營養調查項目。通過這個涵蓋九個省份的追蹤調查，三家發起單位希望能弄清楚健康、營養和計劃生育政策究竟產生了怎樣的影響，而中國社會經濟正在發生的變遷又在如何作用于整個人口、從而改變這個龐大群體的健康和營養狀況。

但這項調查沒有達到最初的目標，關鍵問題就是失訪。1989年和1991年的最初兩輪調查中，相鄰兩省的樣本追蹤率還能超過80%。但隨著中國在上世紀90年代迎來高速發展，人口大規模遷移很快導致了樣本追蹤率的下降：三輪調查過后，一半的基線調查對象都失去了聯絡；到后來，相鄰兩省的樣本追蹤率也只剩不到70%，調查的意義到這時已經很小了。

除了完訪率，這對問題設計也有更高要求。通常來說，問題要盡量穩定，量表也要符合慣例，這樣才方便學術研究。但時代在發展，新趨勢總會出現。以家庭財富為例，中國90年代才有股票市場，人們那時的財富種類很少，今天則有太多金融產品，數字貨幣甚至在幾年前都難以想象，問卷因此必須調整，兩個調查也確實會不斷調整問卷——他們會跟蹤不同學科的進展并保持和相關學者的交流來保證調查滿足學術需要，“但這樣一來，我們就很難確定財富增加是因為真實資產增加，還是因為上期問題導致的某類資產低估在本期被修復?！?/p>

很多短板甚至能追溯到基線調查之前。例如，調查問卷要根據中國實際做修改，但大家后來發現很多量表或測量方案都沒有權威來源，有權威來源的又有很多不知道修改邏輯，既有權威來源也知道修改邏輯的又有很多不好回答，調查主管孫妍說：“很多問題都太細了，消費部分要了解受訪者每個月的煙酒、水電開銷，要知道他在家里和在外請客吃飯的花費，做研究也許需要這樣，但從記憶角度看，受訪者不可能回答得了這些問題?！?/p>

他們很快確立了新的標準?！拔覀儽M量不讓受訪對象做計算，”孫妍說，“如果確實有大問題，我們也首先把它拆成小問題，等大家回答后再計算出結果?！焙髞砑尤朐O計團隊的張春泥說，這不是學術態度問題：“我們以前沒有社會調查這個學科，就很少有人能理解這中間的邏輯?！?/p>

幸運的是，即便對李強這樣的量化研究“門外漢”來說，對思想的重視也沒有阻礙到他對數據重要性的認識：“我記得以前農村最好看的女孩子都愿意嫁給城里條件最普通的男孩子，但這種情況現在就很少發生?！崩顝娫俅翁岬搅嘶嵯禂?，他認為改革開放前的基尼系數是不是像大家說的那么低值得研究，而這正是中心里幾項調查的意義：“我們既然要做，那就要做最高質量的調查。否則，我們用這個數據做的判斷也許還不如哲學家拍腦袋靠譜?！?/p>

成為中心主任后，他也訪問了密歇根大學，正是這次出行給了他理順頭緒的靈感?；貒?，他對中心架構做出了幾個關鍵性的調整。首先，他和學校圖書館合作建立了調查數據資料庫，發揮調查中心數據收集和服務的能力與圖書館的信息檢索能力，這也是密歇根大學數據庫的核心優勢之一。更重要的，他重構了中心的組織結構，讓項目和執行分離，執行團隊負責數據采集、質量控制和相關技術——調查技術的每次完善因此都可以惠及兩個項目，兩個項目也都成立了研究員團隊和辦公室——項目中關于質量控制和支撐體系這些獨特的工作也有了更清晰的責任歸屬，“得讓學術帶頭人發揮核心作用”，多個項目的同時開展因此成為可能。

理順幾個核心關系后，進步開始顯現。中心學會了用節日賀卡密切和被訪者的聯系，有些被訪者也逐漸感到這些大學生從北京千里迢迢來到各省只為做三個小時的面訪有多難，隨著他們的態度轉好，調查工作也變得更加簡單。孫妍發現，基線家庭失聯主要還是因為被訪戶的搬遷；新建家庭失聯則主要因為家庭所在區域沒有訪員覆蓋，但如果有更多聯系方式，這些問題就會得到解決，電話訪問因此被設計出來。等到微信普及，失聯的情況就更少了。

隨著中國家庭追蹤調查的基線調查對象在2016年分散到800個區縣的2300多個村居，電話訪問已經不可或缺，方案也不斷細化，“每分鐘的增減都有考慮，”張曉波認為，“這在東部高檔小區尤其重要，不然保安那關都過不去?！?014年，電話訪問的質量也追上了面訪。

同樣在2014年穩定下來的還有關于追蹤的幾乎所有量化指標。以中國家庭追蹤調查為例，他們在2012年的跨輪追蹤率只有85.1%，但這一數字在2014年上升到了89.6%，這比同年開始基線調查的英國家庭縱向調查還高了10個百分點。從未追訪成功的1351個家庭也有相同的原因：40%無法成功聯系，24%連續拒訪，1%因受訪家庭原因無法完成訪問。

也是在2014年，歷經兩次大規模調整后，中國家庭追蹤調查的問卷終于穩定下來。張春泥回憶說：“一切到那時終于走上正軌?！?/p>

調查走向成熟后，最初的理想開始變成現實。

量化的中國

兩個明星調查幾乎從公布數據起，就開始持續對最重要的社會問題做出回應。

2013年，依靠中國家庭追蹤調查，學者們建立了相較城鎮登記失業率明顯更科學的調查失業率的方法，結果發現當年中國城鎮失業人口介于1500萬到3160萬之間，女性失業率并不明顯高于男性，“4.4%到9.2%的失業率很低，這意味著工資上漲壓力會持續下去?！?/p>

隨后，他們在2014年對“因病返貧”做出了回應。根據分析，2010年的貧困家庭比非貧困家庭有更大可能在2012年再次貧困，但非貧困家庭因病返貧的增速更快——醫療支出占家庭消費支出的比重每提高10個百分點，非貧困家庭陷入貧困的發生比就會提高6.8%。

不同年份數據的對比很容易將一個更復雜的中國呈現在世人面前。例如，中國社會的離婚比例上升明顯，但女性受訪者匯報的婚姻生存概率要高于男性，“這可能意味著有部分女性在隱瞞婚姻狀態?！庇掷?，高知女性和高收入女性在婚后退出勞動市場的可能性確實比其他女性低，但這并不足以改變中國社會“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再例如，中國在2050年前有600萬失獨婦女和1000萬失獨家庭的可能性并不大，過度的恐慌因此并無必要，而戶口和消費的關系則顯然要一分為二地看——獲得城鎮戶口的農民工也只會在短期提高消費，長期則幾無影響，而流動人口無論長期還是短期都不會因為獲得戶口而改變消費行為。

對爭議的回應都和輿論焦點有不小出入。例如，利用中國家庭追蹤調查的追蹤特性和宗教模塊的獨特設計，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盧云峰和張春泥在2019年的研究發現，就算考慮到受訪者因為各種原因不愿公開信仰的“灰色地帶”，中國人中的基督徒比例也不超過3%，“不到4000萬”，達到一定宗教實踐頻率的“虔誠的基督徒”僅為2100多萬人。而且，中西方人對宗教的認知明顯不同：2012年的問卷給受訪者列出的選項是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和伊斯蘭教等，2014年的調查則把選項變成了佛/菩薩、神仙、上帝、天主和安拉等，結果擁有宗教信仰的人群出現了顯著增加，“這說明中國人的信仰更多以神靈為中心，而非以宗派為中心?！?/p>

這是對宗教管理問題的最直接回應。當時，激進的學者認為中國境內的基督徒已經過億——這幾乎是最保守估計的十倍，他們還認為中國很可能在2030年成為全球最大的基督教國家?？紤]到中國社會曾經出現過意識形態的真空，這個估計被很多人認為絕非憑空想象。而考慮到基督教的組織程度遠超佛教和道教等中國傳統宗教，激進學者的代表——空軍大校戴旭還認為如何管理基督徒已經是中國必須應對的“心防”戰爭。但嚴謹的研究證明，基督徒的數量確實不小，但比例的有限和細節的不同意味著這還遠構不成社會治理的挑戰。

與之相比，中國健康與養老追蹤調查則將中國對老齡社會的認識提升到了新高度。調查顯示，早在2011年，中國1.85億60歲以上老年人中就有40%有抑郁癥，一半以上有高血壓，接近四分之一的貧困比例意味著很多市場化照護手段都無處著力。情況到2015年也沒什么好轉，飲酒和吸煙老人的比例之高簡直令人吃驚：男女老年人中，每天吸煙超過20支的比例分別高達48.1%和27.4%，戒煙比例則分別只有38.8%和36%；男女飲酒比例比2011年提高了3%和30%，過量飲酒比例提高了40%和80%；結果，低體重男女比例相比2011年降低了25%，超重率則增加了14%，女性肥胖和中心性肥胖率竟然是男性的兩倍和五倍。

很多研究的精巧甚至超出想象。例如，微觀研究證明睡眠和認知能力密切相關，但由于很難建立對照組，少有宏觀實驗能支撐這個結論。不過，科學家注意到，由于國土跨度巨大，中國東西部的日出和日落時間差異顯著——很多時候，西部太陽剛剛落山時，東部往往已是深夜。而日落對人的睡眠選擇影響明顯——人們通常都在日落后才休息，北京時間又是起床的硬束縛——“大部分企事業單位員工必須八點到崗，東部還好，西部的這類人群就可能因此長期睡眠不足”，依靠中國健康與養老追蹤調查建立對照組后，結論證明就水到渠成了。

2017年，在紹興召開的一次研討會上，聽過趙耀輝的演講后，中國科學院院士蒲慕明和韓啟德、趙繼宗、樊嘉、顧東風等院士交流時就感嘆：“沒想到中國養老挑戰這么大?！彼麄兌际歉髯灶I域的領軍人物：趙繼宗對神經退行性疾病積累頗多，樊嘉對肝癌治療極有心得，顧東風是心腦血管治療的權威，但他們此前都沒有真正了解過大多數尚未走進醫院的老人，韓啟德院士因此覺得，應該把趙耀輝請過來，這會對研究有很大的幫助。

在趙耀輝提供的數據基礎上，他們開始傾向于認為，西方的養老體系和機構化的養老模式很難幫助中國應對這個挑戰，中國應該從引導老年人的健康習慣入手，重構家庭養老體系，“政策重心應該是增加老年人的健康知識，中國老人作為整體不可能也不應該脫離家庭?！?/p>

調查的間隙則留給了一些很有特色的項目。例如，他們在2016年的夏天就在400多個村請了2000多位80歲以上的老人回顧過去，這將有助于回答李強一直關心的那些問題——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的那段時間，幾次歷史大事件究竟給中國社會造成了怎樣的沖擊。陳欣欣說，如果要了解新中國最初30年的社會細節，這是最后的時間窗口，“我們在這些村找到了3000多人做口述史，最后篩選出這2000多位老人參加座談”，“他們的體力已經不強，聊著聊著就累了，座談會因此只能以不太大的強度多開幾天，讓他們能休息好”。

從學術角度看，中國家庭追蹤調查和中國健康與養老追蹤調查無疑也非常成功。到2020年5月，中國家庭追蹤調查的用戶數已經達到42716，國際用戶比例超過10%，這些用戶使用上述數據完成了2063篇論文，其中包括1176篇中文期刊論文和454篇英文期刊論文；同時，中國健康與養老追蹤調查的用戶數也達到了38607，國際用戶比例同樣超過10%，以該數據為基礎發表的論文超過2100篇，其中包括826篇英文期刊論文和822篇中文期刊論文。

中心甚至在兩個明星項目之外還有了第三個項目——張曉波領導的企業創新創業調查，規模以上企業統計失真導致的國內生產總值“擠水分”現象在那兩年不斷增加，證明全面的企業調查已經勢在必行，學術界和政策制定者都希望了解到包括小微企業在內的更全面的微觀主體信息。兩個明星調查積累的經驗也讓他們有信心把這個調查做好，李強說：“我們越來越感到社會調查對理解當代中國和發展社會科學的意義，也更想把項目做好，不論多難?！?/p>

幾個學者在項目起步之初的設想都成了現實。除了論文，中國終于有了一批懂得量化研究的年輕社會學者。謝宇能一下子列出十幾個這樣的年輕人，例如張春泥，她在人口流動、離異家庭和宗教信仰領域都做了很多漂亮的研究，謝宇尤其提到了張春泥去年發表的一篇論文：“她用量化方法講中國共產黨怎樣在新中國成立后讓貧農和工人的孩子取得教育優勢，這又對中國長期社會分層產生了怎樣深遠的影響。在她之前，我已經很久沒有看到中國學者有這么漂亮的文章?！?/p>

“中心氛圍很好，60多人的團隊都以年輕人為主，我對這相當自豪?！崩顝娬J為這絕對是中國社會科學界最優秀的團隊之一，這些人既組織調查，也開展研究，還管理著一個擁有超過50名督導和2500位訪員的龐大團隊，后者在上崗前還需要接受60個學時的培訓。這個高效運轉的團隊，用了超過10年時間，終于讓這個項目變成了中國社會科學界的明星。

明星的煩惱

對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來說，疫情過后的2020年格外忙碌，他們有三個大型調查需要完成。疫情成了某種難得的研究契機，他們希望了解到疫情會產生哪些影響，“例如離開深圳的工人會留在家鄉還是重返深圳”。到10月底，財政部委托的基層調查已經結束，中國家庭追蹤調查也已經完成了85%，中國健康與養老追蹤調查則只剩下內蒙古的幾個農村沒去。

但緊張之余，這個明星機構也需要騰出更多時間和精力來思考和解決某些令人苦惱的問題，例如經費。其實，中心的工作穩定下來后不久，將李強推上中心主任位置的校長周其鳳就和他談過這個問題：“從長遠看，中心還是要想辦法解決資金問題，學校不可能一直無條件地支持下去?！碑敃r，中心用掉了學?！?85工程”二期中屬于文科經費的三分之一以上，幾十個相關院系的學科建設都因此受到了影響，連受益者李強都覺得這樣下去“肯定不行”。

目前的科研資金大多只支持五年左右的研究，即便長期項目也要分階段爭取支持。這期間，資金提供方會不斷對資金使用者發表論文的數量和質量進行評估，以了解資金使用的效果。一旦沒有好的論文持續產生，科研機構就會面臨財務挑戰，學者也有中斷學術生涯的風險。但隊列研究偏偏需要漫長的周期，很多數據的價值甚至必須要經過漫長的等待才能顯現。

“激勵機制是最主要挑戰?！睆垥圆ㄕJ為年輕人出于學術前途考慮，很難領導這類項目：“最佳操盤手只能是擺脫了短期壓力的學者，他們有意愿承擔基礎性工作，不介意短期沒有科研成果，也有能力從細節把控隊列研究質量，從而在長期愿景和短期目標間找到平衡?！?/p>

但明星學者并不能化解全部資金壓力?！懊看握{查都要上千萬的費用，交通費和辦公費在過去十年的上漲非常明顯，長期雇傭人員的成本增加尤其顯著?！壁w耀輝認為，雖然項目從沒真正面對過財務困境，但壓力一直都在：“我們還是得不斷投標，爭取各方面的支持?！?/p>

由于工程浩大，中心的經費一直不太穩定：除了“985工程”和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的支持，中心在這些年中相繼爭取過香港民間基金會的捐贈、美國衛生部的支持和額外調研項目的創收。他們曾連續五次為民政部做基層調查，為北京大學第六醫院做精神衛生調查，還幫助阿里巴巴集團做了覆蓋100個農村的淘寶村電商調查。對于維持隊伍穩定，這些工作很重要。

李強擅長尋找機會。當年，他利用國家自然科學基金來北大視察的機會，把所有人請到中心辦公室來看專家的演示，從而建立了中心和自然科學基金的聯系，并通過后續的不斷溝通爭取到了基金的支持。但為期五年的支持在去年到期后，“找錢”的任務又緊迫了起來。

他一直在想辦法開源。最近兩年，他想過讓更多有數據的企業參與進來，支持中心并和中心一起為社會提供數據，但效果不太好，“企業對他們的數據能有這么大的價值非常感興趣，但一聽我們要建立的是學術平臺，還沒什么像樣的商業計劃，他們就沒什么興趣了?！?/p>

三個項目里，中國企業創新創業調查的資金缺口最大。原本，隨著基線調查從河南擴大到更具普遍意義的六個省份，調查對很多重要問題都已經有了第一手數據。但事情就卡在了這里，他們缺少更多的資金把調查推進下去，“只做一次調查的錢容易籌集，但爭取持續的支持實在太難了?！崩顝娪X得這很可惜：“如果經費跟上，他們一定能做出很好的成績?！?/p>

“就像我們最初不懂得追蹤的含義一樣，我們的支持者有時也不理解追蹤的意義，他們會好奇為什么總有同樣的機構和同樣的人因為同樣的項目來尋求幫助或申請資助，”張春泥說，“但追蹤調查的價值就在這里，積累的時間越長，研究的潛力也越大，100個首次開展的截面調查遠不如某個第100次開展的追蹤調查有意義?！?/p>

張曉波覺得這事不能等，“很多數據今天看來意義不大，但時間會改變一切，也許100年后看，這些都是無價之寶?！彼麌L試過“麥當勞模式”——把更多學校拉進項目建立聯盟，這取得了一些成效，他們在疫情爆發后聯合組織的三次針對中小微企業的電話訪問幫助中國獲得了第一手資料，有關復工復產的政策建議隨后在最高決策層獲得了很好的反饋。但錢還是不夠，考慮到協調成本，他也不能把更多學校拉進項目里來，他只能看著數據慢慢流失。

陳欣欣最能理解這種再也聯絡不到訪問對象時的無奈和痛苦，“有一次，因為泥石流導致道路不通，我們比預定時間晚了一周到村里。就在這段時間，村里就有一位老人去世了?！标愋佬勒f，這種情況在每次調查時都會遇到，“很多珍貴史料真的是說沒有就沒有了?！?/p>

越是困難的時候，李強越鼓勵大家要堅持下去。和十年前相比，這位說話慢條斯理的政治學家已經不是社會科學實證研究的門外漢。很多時候，他不但能對問卷的科學性做出判斷，還能給籌備中的調查提些專業意見。除了和北京大學圖書館的合作進展不錯，他也給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提了建議：“我們不需要各地都有數據中心，但要有集中的高質量數據中心?！?/p>

這十年間，除去職責要求必須署名的情況以外，作為中心主任的李強還沒有在任何社會學量化研究文獻上署過名。他的解釋是，“政治哲學學者搞不了社會學研究，搞了也沒人信”。但更多人認為，這是主動選擇，因為這能保證中心的運轉，也能減輕李強作為管理者的壓力。

壓力，幾乎出現每個和中心有交集的學者的記憶里。邱澤奇說“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是我人到中年后進行的一次無比艱辛的嘗試”；謝宇也認為中國家庭追蹤調查是他“職業生涯中最費時、最費心、最費力的工作，如果沒有使命感和對林建華的承諾，也許早就放棄了，我還長期在美國，中國同事面對的、承受的壓力可想而知”；張曉波說：“這兩個大型調查都是謝宇和趙耀輝這些學者用十年時間才摸索完成的，你想想看，人的一生才有幾個十年啊?！?/p>

他們好像很清楚自己的探路者角色。邱澤奇擔任中心主任時，就以中國家庭追蹤調查為基礎撰寫了《中國報告·民生》，這被謝宇延續下來做成了《中國民生發展報告》——每隔一兩年就會推出的一部大約300頁的書。除去討論財富、婚姻、教育等中國最重要的民生問題，他們還會在其中記下過去一段時間的心得、最重要的技術問題和解決辦法，例如典型問題的設計、追蹤策略的制訂、訪員觀察能力的培養等等。這樣，后人開展調查時就能少走彎路。

坐在理科五號樓四層的辦公室，李強經常盤算接下來的工作，例如必須完成幾個調查才能保證隊伍穩定，必須爭取到多大支持才能保證兩大明星項目開展，必須建立個多大的基金才能奠定可持續發展的基礎?！霸诖蠖鄶祰?，這類公共產品都應該得到財政支持，”李強說，他必須糾正一個觀念，“雖然北大啟動了這個項目，但這絕對不是個只屬于北大的項目?！?/p>

在中心負責智庫部分的孔濤很贊成這個說法。她覺得，中心的數據不只有學術價值，對制定科學精準的公共政策同樣意義重大?！拔覀儸F在感覺到這仍然是供給推動的，”孔濤認為，決策的科學化是政府發展的必然要求，“這有很大的需求空間，應該是需求拉動的工作?！?/p>

李強自己也在堅持，他的主任任期已經結束，但他覺得要給繼任者打個好基礎，因此就沒催著校領導把自己換下去。過去兩年，他一直在“找錢”，覺得錢多點，繼任者的壓力就小很多。他會把這個和自己的經歷聯系起來：“我是北大的學生，無論如何都要對得起北大”。

此外，他會時不時地想起杜贊奇那批人，時不時地說說滿鐵調查，時不時地感嘆下當時流行的說法——“中國農村在中國、中國農村調查在日本、中國農村研究在美國”，他覺得這種遺憾決不能重復：“我們要把中心做好，這樣一來，后人才不會重復我們這代人的遺憾?！?/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