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訪理查德·斯托曼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很多報道會提到他的暴脾氣，現實似乎也是這樣。在接受采訪的前一天晚上，中國朋友曾經給他張羅了一場高規格晚宴，可他一句“我不餓”就拒絕出席，全然不顧坐等的還有國家政府部門官員。然而出乎我們意外，在三個小時的采訪過程中，傳說中脾氣乖張的他沒有顯示出一絲不耐，其間還友好地和我們分食點心。
他態度謙和，邏輯縝密，表達完整，我想沒有哪一位記者不會對此感到慶幸。然而，讓作為記者的我感到“絕望”的是，面對這位曾經放到MIT的人工智能實驗室“黑客帝國”里也卓然超群的超級黑客，無論我們怎樣試圖從“技術”的角度去切入，套取這位“EMACS祖師爺”對互聯網技術現狀或未來的一丁半點兒看法，都是徒勞。對于所有問題，斯托曼的回答標準其實只有一個：人們所采用的軟件是不是“自由”的，有沒有人在用專有軟件“降服”別人。在談到“自由”時，掌握大約500中文字詞的他會大聲用中文強調：是自由（軟件），不是免費（軟件）。
對“自由軟件”斯托曼有四個標準：用戶能夠自由運行軟件；能夠按照自己的意愿改寫軟件，并與他人合作，進行軟件的再次開發；能夠自由傳播、分發軟件；能夠自由傳播、分發軟件的修改版本。
三年前，在反對SOPA（美國《禁止網絡盜版法案》）的浪潮中，有一篇題為《理查德·斯托曼一直是對的》文章，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文中提到：30年前斯托曼聲稱”軟件的自由，關系到人類的自由”，這個觀點當時被認為荒唐偏激，但是現在他擔心的事情正在變成現實。
這意味著，30多年前斯托曼揭竿而起的背后，至少包含了以下兩點：極富預見性的判斷，以及足夠去挑戰的技能，缺一不可。
斯托曼對此了然于胸。在發起GNU工程前，那一場與Symbolics公司的黑客大戰，給了他足夠的信心。當黑客文化在商業世界前土崩瓦解，14名AI實驗室程序員加盟Symbolics公司時，當實驗室最后只剩下斯托曼一人堅守時，當他看到樓道里被廢棄的PDP-10計算機蒙塵而放聲大哭時，他想出的辦法是那樣孩子氣：懲罰Symbolics！在兩年多的時間內，他以一人的腦力去對抗一個至少擁有14名頂尖黑客的商業團隊——只要Symbolics出一個“不自由”的版本，第二天一早，斯托曼改寫后的“自由”版本就分發到各個用戶手上。同行對他的超人能力只能驚呼“逆天”。
為了開發GNU，他從MIT辭職，僅靠微薄的兼職收入維持生活。他所得到的贊助及獎金，全部奉獻給了自由軟件基金會。如果他愿意，他僅靠專利就可富可敵國，但他沒有這樣選擇。他生活儉樸，沒有自己的汽車，住在租來的房子里，他走在路上，是一個再普通不過的“糟老頭子”。除了不被人理解的理想和難有人超越的技能，他或許一無所有?？衫硐牒图寄芏既绱苏滟F，除了少數人，其他人也沒有。盡管這樣的理想，很可能只是出于兒時經歷過父母離異的他對家的極度迷戀——“我感覺自己沒有家……沒有家和社區的歸屬感所帶來的不安全感非常巨大，它們迫使我去戰斗，并把它們搶回來”，但對于蕓蕓眾生的我們這不重要，重要的在于在如今讓人類生活日新月異的互聯網世界中，如果沒有這一撥理想主義者的篳路藍縷，也許就沒有另一撥實用主義者的競技叢林。因為有了他們，我們有了今天。
雖然已經62歲，不復當年“決戰天王山”的孩子氣之勇，但斯托曼早給自己寫好了墓志銘：“我說過，我要去斗爭，沒有人知道我會到達哪里?！边@意味著他將帶著理想走進墓地。這是他自由選擇的道路，因而是最大的幸福。（文/本刊記者?林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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