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你所信 盡你所能——專訪美國國家工程院院士理查德·斯托曼

從1994年至今，理查德·斯托曼已經十次來訪中國，這些訪問既不是官方邀請，也不是商業活動，多數是他的自由軟件理念中國追隨者的自發行為。作為美國國家工程院院士，他到中國來不是參見達官大商；作為天才程序員，他也沒有喬布斯、艾倫·馬斯克（Elon Musk）等IT巨賈的顯貴風流。他更多的時候是去大學演講，向中國學子傳布他的“自由軟件”理念。只是，大學們通常不會為他的演講支付費用，據多次邀請斯托曼來中國的哲思自由軟件社區創始人徐繼哲先生介紹，在他的記憶中，只有一次浙江大學負擔了部分費用。

這一次斯托曼來到中國，是因為他的傳記《若為自由故》中文版出版。4月18日上午，當天下午即將離開中國的他在下榻的燕山大酒店客房里，接受了《環球財經》記者的專訪。

我的目標就是讓人們獲得“計算的自由”

《環球財經》：我們知道您是在1983年創立了GNU項目，32年來整個世界從中獲益匪淺，許多優秀的自由軟件（free software）來自這一項目，您如何看待自己的成功？

斯托曼：32年這個時間并不準確，我在1983年9月宣布了GNU項目，1984年1月開始相關工作，因此確切地說，我是31年半以前宣布了GNU項目，31年前開始相關工作。不過，32年前我已經在思考我將要投身的事業。30多年過去了，目標仍然沒有實現。我的目標不是提供給人們一些自由軟件而已，如果人生以此為目的，那么將是一種失敗。我的目標是讓人們“自由”地使用計算機，至今我們還沒有實現這個目標。只有少數人能夠自由使用計算機，大部分人不能。所以，我們取得了某些成就，成功“解放”了一部分人，但我們還需要“解放”所有人。這個目標遠遠沒有達成。

當然，跟30多年前相比，我們已經離它越來越近。1983年，這項事業的進展幾乎為零；現在，已經有很多人獲得了“計算的自由”（freedom of computing）。

《環球財經》：您如何定義“計算的自由”？在中國，很多用戶使用盜版軟件，這是否也是一種“計算的自由”？而且如今軟件業已發生了很多變化，如微軟宣布允許用戶免費升級到Windows 10，“私有”似乎正在變得更加隱蔽，這是否將對自由軟件構成挑戰？

斯托曼：獲得“計算自由”的人，指的是那些拒絕使用專有軟件（proprietary software）的人?！皩Ｓ小保≒roprietary）不僅僅具備商業含義，它就是“不自由”，專有軟件致力于“降伏”（subjugate）人們。

至于盜版軟件，完全是另一種情況。將專有軟件盜版并不能使其變成自由軟件，盜版的專有軟件同樣不能賦予用戶自由。如果你使用Windows操作系統，不論正版還是盜版，微軟公司都有控制你的權力。所以，盜版Windows跟正版一樣，是“邪惡”的。

如果你想要自由，就要拒絕使用Windows。這并不難，只是需要下決心。你還要拒絕使用蘋果電腦，拒絕使用“i-things”（注：指蘋果公司出品的硬件和軟件產品）——我認為它們是怪獸，所以稱之為“i-things”。你還應拒絕使用安卓（Android），一部分安卓系統是自由的，但另一部分是不自由的，你可以到網站“replicant.us”上查詢自由的安卓軟件。

至于Windows 10的免費，與自由軟件完全無關。我們現在討論的是“自由軟件”，而不是“免費軟件”，價格不是要考慮的因素。我們要將“自由”的概念傳達給用戶，在中文里，這個概念很容易傳達，因為“自由”和“免費”是不同的詞匯。但在英語里，為了區分這兩個“free”，我們有時把自由軟件稱為“libéral software”，libéral是一個法語單詞，意為“自由”（記者注：英語的liberal一詞更多被用于描述政治上的左派，與法語含義不同）。我們需要向外界澄清，我們倡導的是“自由”，從來不是“免費”。當我使用英語表達“免費”時，我會說“gratis”，而避免混淆地使用“free”。當你們從我這里聽到“free”這個單詞，一定是“自由”的意思。

Adobe公司的Flash?player就是“免費”而不“自由”的一個例子，它是“免費”的，但它被戴上“數字手銬”——DRM（內容數字版權加密保護）；有追蹤功能，可以幫助網站追蹤用戶。這就是“免費”毫不重要的例證。

《環球財經》：隨著互聯網的普及，計算機行業出現了許多新名詞，“云計算”（cloud computing）就是其中之一，您認為云計算會對自由軟件產生怎樣的影響？

斯托曼：首先，使用“云計算”這個詞是錯誤的，我建議貴雜志永遠不要使用“云計算”這個詞。因為它是很模糊的，可以從許多個角度進行定義，它包括經由互聯網計算的很多類型的工作，其中有些是自由的，有些是不自由的。之所以推廣這個詞，就是為了讓人們不去注意其中真正重要的那部分。如果我們要讓人們清晰地思考，就要進行明確的區分。

讓我舉兩個例子，它們都被稱為“云計算”，但性質完全不同。第一個例子：租用一個虛擬服務器，你能夠把任何軟件都放在服務器上，讓用戶通過客戶端訪問，這沒有問題，我也會這樣做，這跟租用物理意義上的獨立服務器是一樣的。例如一家公司租用一個虛擬服務器，員工把工作相關的數據存儲在服務器上，互相交流和處理，這是符合道德的（ethical），因為公司理應擁有這些數據。

第二個例子，他們也稱之為“云計算”，就是讓別人直接計算你的數據，我們稱之為SAASS（service?as a software substitute，用服務取代軟件）（記者注：通用術語為SaaS，Software-as-a-Service，意為“軟件即服務”，Richard反對將服務等同于軟件，故自創了另一個術語）。你擁有數據，想進行一項計算，但你沒有在自己的電腦上運算，而是把數據傳送到別人的服務器上，讓他進行計算，將結果傳回。這是很糟糕的事情，它剝奪了你的自由，使你喪失了對數據的控制，我建議你們永遠不要做這樣的事。

當人們說“云計算”時，并不能確切地告訴你這是什么意思?；蛟S通過所謂的“云計算”，你的數據就被傳送到別人的服務器上，被你完全不認識的人獲取。這是一件好事嗎？在我看來“云計算”的意思就是用一朵烏云擋住你的眼睛，讓你盲目地信任陌生人和陌生的計算方法，這是很愚蠢的，應該稱之為“小丑計算”（clown computing）。人們應該拋棄“云”的概念，標識清楚誰擁有該服務器、如何進行運算、服務器在哪個國家、哪國政府有權對該服務器進行檢查，讓用戶判斷對方是否是值得信任的，并決定該如何應對。

所以說，“云計算”這個詞是典型的混淆概念，它太過籠統和模糊，并不是一個適合借以思考和討論問題的名詞。

《環球財經》：隨著技術越來越能夠滿足服務于人們生活的愿景，保障用戶的自由與滿足用戶的需求似乎正處于一個悖論之中，人們使用“非自由”的軟件往往是看中它們的某些功能，單憑自由軟件能夠滿足人們的全部需求嗎？

斯托曼：誰知道呢？首先要回答一個問題：專有軟件能做多少事情？這取決于有多少人接受它。如果人們接受一種專有軟件，愿意為它付錢，軟件公司就可以雇用更多的程序員，專有軟件就能做更多的事情，它就能降伏（subjugate）更多的人。

如果人們愿意把錢給自由軟件的開發者，那么自由軟件也可以做很多事情。理論上，專有軟件和自由軟件哪個更能滿足需求，這個問題是由用戶決定的。自由可以變得很方便。

然而，如果你信仰自由，就會同意自由需要犧牲。我的犧牲就是——我完全不用任何專有軟件。如果有些事情只能通過專有軟件來做，我就不做。比如，我不使用skype跟人聊天。

所以，自由需要犧牲，但不過是很小的犧牲。

《環球財經》：您所創立的GPL與專有軟件廠商的專利對抗多年，但現在，公司的商業模式發生了改變，社交網站等大型平臺網站現在大多通過把持流量獲取商業利益，而不再通過專利來盈利，面對這種新情況，自由軟件界應如何應對？

斯托曼：?GPL是一個縮寫，全稱應該是GNU?GPL，我希望在媒體報道中使用它的全稱。至于商業模式的轉變，對我的工作沒有什么影響。那些專有軟件公司在干壞事，已經干了30多年了，至于他們是怎么干的，又有什么區別？商業模式的轉變并沒有使我們的工作變得更艱難，我選擇忽視他們。

但是，有一件事確實很糟糕，那就是一些硬件設備開始不允許使用自由軟件。在個人電腦上，人們可以卸載所有軟件重新安裝，你們可以卸載Windows，安裝自由的操作系統，至少在過去，這是可以實現的。蘋果電腦也可以進行刷機，不使用MAC?OS，重新安裝自由軟件。但現在，許多手持設備上，例如iphone以及大部分“i-things”，還有微軟出品的終端設備，人們無法安裝任何自由軟件。更危險的是，這種情況很有可能也將發生在個人電腦上。這些禁止安裝自由軟件的設備都是跟“i-things”一樣的怪獸，它們是電子垃圾，應該被扔進垃圾堆里。

商業成功不能使一個人變得偉大

《環球財經》：我們知道，您對比爾·蓋茨的評價是“聰明而貪婪的商人”，對喬布斯的評價是“邪惡的天才”，您對硅谷取得成功的年輕一代企業家，比如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等有何看法？

斯托曼：你所說的“成功”，指的是商業成功。我不了解那些取得商業成功的人，因為我從來不關注他們。早在30年前我就發現，美國出版的許多名人傳記都是關于他們如何取得商業成功。對我而言，商業成功并不是關注或羨慕一個人的理由，那并不能使他變得偉大。美國社會追逐這種無關緊要的東西，這一點讓我十分失望。

一個偉大的人應該做偉大的事情，賺很多錢并不是偉大的事情，也不是值得追捧的成就。我們應該有更高的追求。

《環球財經》：您這些年在許多中國大學進行了演講，您認為中國是否有足夠的基礎去推廣您的自由軟件理想？

斯托曼：我不知道，這個問題問錯人了，只有你們中國人才更了解中國。我的任務并不是評估自己取得了怎樣的成功，我的任務是不斷把自己的成功向前推進。

我第一次到中國是在1994年，當我在一家大學發表了關于自由軟件的演講后，一名學生問我：“這個怎么賺錢？”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他不能理解人生中除了賺錢之外的任何東西。

《環球財經》：許多中國年輕人羨慕美國的創業環境，因為科技領域許多優秀的領軍人物都出自美國，您認為美國在科技創新方面的優勢來自于哪里？

斯托曼：我想一部分原因是美國在計算機發展早期比較發達，在1960~70年代，世界上哪里能找到計算機？大部分都是在美國，歐洲有一部分，但起步較晚?；ヂ摼W也起源于美國，數年后歐洲才開始使用互聯網，亞洲就更晚了。直到1990年代，計算機和互聯網才傳播到大部分發達國家，例如日本就是從1980~1990年代開始使用個人電腦。中國是個發展中國家，普及個人電腦的時間更晚，或許比日本還要晚15年。

現在，中國人都在使用計算機和互聯網。因此，中國也有機會誕生偉大的人物。不過，有些人或許可以變得偉大，也有可能變得“邪惡”。從美國的經驗來看，許多人原本有機會取得偉大的成就，卻在做“邪惡”的事情——比如蓋茨和喬布斯。

《環球財經》：中國政府已經意識到了過度依賴Windows XP等非自由軟件的危險，表示將扶植國產操作系統，您對此有何建議？

斯托曼：我認為，選擇自由軟件是一個更為經濟可行的做法，從零開發的成本太大。

我不是權威，不會強迫人們做任何事情

《環球財經》：一些報道把您描述成反權威的人，但您本身又是自由軟件領域的權威，您怎么看待這種發生在自己身上的悖論？

斯托曼：關于我是不是一個“反權威”的人，是，也不是。我不是無政府主義者，事實上，我們需要政府去做很多事情。例如，我們需要政府阻止富人壓迫窮人；我們需要政府為每個人提供食物、住房、醫療；我們需要政府建立學校、資助科學研究、修建公路等等。政府部門毫無疑問是必須存在的，但它們應該確保每個人的自由，并在必要的時候向人民提供幫助。

至于我本人，我不認為自己有太多“權威”。不錯，我獲得了很多尊重，許多人愿意聽從我的意見，但我不會強制他們做任何事情，所以這不能算權威。

《環球財經》：您對為GNU貢獻了Linux內核的李納斯·托瓦茲有何評價？

斯托曼：?GNU是個操作系統，就像Unix一樣，它擁有數千個應用程序，Linux只是其中之一。我認識托瓦茲，但我們不是朋友。我們的理念在很多方面都有不同。他不是一個自由軟件支持者，雖然Linux是自由軟件計劃的一部分，但托瓦茲不支持自由軟件運動，他倡導“開源”?！伴_源”和自由軟件有很大的差異，我和他價值觀不同、目標也不同。

前幾天有人發給我一篇文章的摘抄，是由O’Reilly出版社刊登的。O’Reilly出版社一向倡導“開源”，但不贊同自由軟件，這篇文章給我提供了證明兩者差別的好證據，文中寫道；“20年前開源只是一個項目(course)”——這種說法是錯的，“10 年前開源被認為是失敗的(underdog)，現在開源隨處可見，軟件工程師幾乎在所有項目中都使用開源語言和工具?！边@充分證明了開源背離自由軟件世界有多遠。不錯，軟件工程師都在使用自由軟件，但用戶呢？使用他們通過自由軟件開發的產品的人們，卻不能享有自由。從這個例子可以看出，自由和開源的目標完全不同。但許多人不知道開源和自由的區別，為了讓公眾認知這一點，我必須持續寫作。

《環球財經》：最近幾年，美國傳出一些自由軟件世界的壞消息，例如亞倫·斯沃茨（Aaron Swartz）的自殺，去年我們雜志發表了一篇關于該事件的文章（參見2014年10月刊《被誤讀的“互聯網之子”》），您如何評價這起事件？年輕人在追求自由的過程中，應當如何堅持信仰并保護自己的安全？

斯托曼：亞倫·斯沃茨事件并不是一起跟自由軟件相關的事情，但的確跟自由相關。美國政府正變得越來越強勢，并失去公平性。亞倫·斯沃茨受到了太大的壓力，在應對訴訟的過程中，他沒有從別人那里得到正確的建議。他不應該被審判，也不應該死去，這是美國政府的“邪惡”所導致，他們總是代表富人的利益去傷害窮人，我們更應該用聰明的方式進行反抗，每次行動之前要仔細考慮，做好計劃。

《環球財經》：您在未來幾年內的工作計劃是什么？

斯托曼：我沒有工作計劃，因為我不是“權威”。如果我有一只軍隊，就可以做出計劃，命令他們去攻打哪些目標。但我沒有，所以不能做出計劃。我可以做的，就是不斷發表文章，告訴人們該如何正確地思考。

至于編程項目，有時我發現很難招募到合適的志愿者，這不是錢的問題，有很多志愿者愿意為我工作，但我很難找到可靠的人去實現程序中某些特定的部分。不過，現在我發現我們或許可以通過眾籌來解決這個問題。我正在為我們的第一個眾籌項目做計劃。從前我沒有做過眾籌項目，因為大部分眾籌網站有一個嚴重問題：要向其捐款，就必須使用專有軟件——java，如果不運行java，就無法捐款。

但現在有一家眾籌網站不需要用戶使用“非自由”軟件，它就是crowdsupply.com。這家網站一般只做硬件項目，但他們已經答應我，愿意為我們做軟件項目。這給我們提供了做眾籌項目的機會，我正在跟自由軟件基金會團隊討論這件事。

這就是我的“工作計劃”之一。大概兩年前，我發現幾乎所有眾籌網站都有這個問題，于是開始積極行動改變這種情況。我去游說網站運營者，希望他們不再使用非自由軟件；我們還招募了一些志愿者，開發一種頁面插件，幫助網站的使用者繞開非自由軟件進行捐獻，雖然進展比較緩慢，但這項工作馬上就要完成了。只要網站使用者在火狐瀏覽器上加載我們開發的插件就了。這將帶來一些有趣的結果，我們并沒有事先通知這些眾籌網站的運營者，不知他們會如何看待我們的行動，或許他們會不喜歡。如果有人不喜歡，那是一件好事，可以證明我們行動的價值。

不要背叛全世界

《環球財經》：世界上有少部分極為優秀的人，可以像您一樣享受自由的生活，并致力于為自由軟件事業做出貢獻。但大部分人都是普通人，他們需要為生活和賺錢奔波。您能否站在普通人的角度給他們一些建議？

斯托曼：賺錢從來就不是壞事，我不會勸說人們不去賺錢。我只是認為，人們不應被其他人“降伏”。我過去也靠工作賺錢，但我隨時可以辭職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這就是自由。

《環球財經》：通過您的傳記和報道，可以看出您是一個非常自律的人，您遵守自己的原則并不被世俗干擾，所以事實上，您“追求自由”是在您非常自律的基礎上的。然而大部分其他人或許并沒有您這樣的自律性。您如何看待自律與自由的關系？

斯托曼：我的確有一些基本原則，但這并不意味著我不考慮其他人，每個人都要與外在世界和其他人發生接觸。我通過思考得出結論：專有軟件是邪惡的，所以我拒絕使用它們。這同樣不是我一個人的問題，而是關系到我與其他人相處的模式。我要采取行動幫助其他人更容易地使用自由軟件，這就是社會的職能——社會通過設立機構，引導人們的行為。然而現在，社會在引導和鼓勵人們使用專有軟件。所以，我希望對社會機構施加影響，使它們改變引導人們的方向。

專有軟件是對計算機軟件行業的控制，并已經建立了一種壓迫人民的體系。我們應該意識到，我們需要擺脫它們。就像舊社會的中國一樣，廣大人民被富人壓迫，因為他們有權有勢，能夠制定規則。斯諾登就很好地揭露了美國政府利用專有軟件對人民的壓迫。他是個偉大的英雄。

《環球財經》：正如法國哲學家盧梭說過的：“人生而自由,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苯^對自由是不存在的。那么，您對自由的終極定義是什么？

斯托曼：“自由”就是可以控制你自己的生活。我認為“絕對自由”不是一個概念，我不明白它是什么意思。自由就是控制自己的生活，這種控制當然不是絕對的。你生活在世界上，這個世界還有其他人存在，有些影響別人的事，你就不能去做。所謂的“絕對自由”是對自由的扭曲，根本沒有任何意義。如果你去討論自由的“絕對”與否，那將陷入愚蠢的思維陷阱。你不可能“絕對”控制自己生活的所有方面，但你可以盡可能地控制生活。例如在這座城市里，我可以自由地走來走去，雖然我不能隨便進入別人家里，雖然我走路時必須要遵守交通規則，但我依然可以“自由”地走來走去。在每天的生活中，我可以自由地做出計劃，干自己想干的事情，雖然當我向別人做出承諾就要履行，但我依然在“自由”地干自己想干的事情。這就是自由的定義。

說句題外話，你們知道我和打印機的故事吧？（注：斯托曼在MIT工作時，被獲準修改打印機編碼以方便互聯，然而有一臺打印機不允許修改編碼，當斯托曼致電打印機廠商，對方程序員拒絕提供源代碼。這件事促使斯托曼開始思考軟件的自由問題，并最終發起了自由軟件運動）那個打印機程序員不愿向我提供源代碼，后來我意識到，他其實不被允許向任何人提供源代碼，這就是背叛了整個社會。1977年左右，我讀了著名的中國古典小說《三國演義》，里面曹操說過一句著名的話：“寧可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當那個程序員簽下源代碼的保密協議時，他已經背叛了全世界，他就是“曹操”。（文/本刊記者 林鷹、劉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