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斯托曼和他的“革奴”宣言

理查德·斯托曼，美國的自由軟件運動精神領袖、GNU工程的發起者以及自由軟件基金會（FSF）的創立者。1953年3月16日出生于1953年出生于美國紐約曼哈頓地區的猶太人家庭。1971年進入哈佛大學學習，同年受聘于麻省理工學院人工智能實驗室，成為一名職業黑客。其主要作品包括Emacs及后來的GNU Emacs、GNU C編譯器及GDB調試器。他開發的CPL是世上最廣為采用的自由軟件許可證。主要榮譽有：1990年度麥克阿瑟獎、1991年度美國計算機協會頒發的Grace Hopper Award、1998年度電子前線基金會先鋒獎、1999年Yuri Rubinsky紀念獎、2001年武田研究獎。2002年成為美國國家工程院院士。

2015年2月，關于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項目“透明桌面系統”涉嫌“抄襲”引起的巨大爭議，把一個對于業外人來說陌生的名詞——GPL帶到了公眾面前。確實，“抄襲”一詞用得并不準確，正如“透明桌面項目組”在2月3日的聲明中所說：“透明桌面項目組在研發過程中遵循開源代碼重用協議GPL，使用了bVNC和aSPICE的部分開源代碼。這是一種合法的使用……”引發這段爭議的源代碼開發者、加拿大軟件工程師約丹·約丹諾夫（Iordan Iordanov）在接受果殼網的采訪中也表示，盡管“透明桌面”在學術領域的原創性另當別論，但是只要項目組愿意將他們的完整成果按照開源軟件協議公開源代碼，就不算是違反了軟件業的原則。

事實上，與“外行看熱鬧”不同，業內質疑的核心不在于項目是否使用了其他工程師開發的開源代碼，而是項目獲獎者張堯學在此前公布的“透明計算”成果演示視頻中，第四、第五部分注明“透明計算知識產權歸中南大學、清華大學透明計算實驗室所有”——顯然，這不符合GPL協議精神。

“知識產權”一詞，正是GPL之父——理查德·斯托曼（Richard M. Stallman）最為痛恨的字眼。他曾經對前來采訪的記者抱怨不要使用這個詞，因為“知識產權”是欺騙，它掩蓋了其背后諸如版權、專利、法律等一系列阻擋了人們自由分享的手段。

而這些手段，卻是“聰明而貪婪的商人”（斯托曼評語）比爾·蓋茨成就的基礎。

美好時光

在1976年蓋茨發表著名的《致電腦業余愛好者的一封公開信》(“誰會從事專業的軟件開發卻分文無獲?哪有業余愛好者會花費三年的精力去編寫軟件，去修正軟件，編寫使用手冊，卻免費發放給別人使用?”）、標志著在世界知識產權組織《伯爾尼公約》框架下軟件步入版權時代的時候，比他大兩歲、但同于1974年離開哈佛（蓋茨退學）的斯托曼還在麻省理工學院（MIT）的人工智能實驗室（AI Laboratory）里，繼續與一幫黑客營造著“一個沒有管制的世界”。他在哈佛讀書期間，就受到這個專門為頂尖的人工智能研究而設立的實驗室吸引，并得到在這里工作的機會。這里與哈佛計算機實驗室的刻板、官僚流程完全不同的自由和協作氛圍，深深吸引了他?！霸谀抢锟偹隳芎粑叫迈r空氣了。人工智能實驗室里，人們更關心手頭的工作，而不是各自的地位狀態”。作為一名“素不相識的外校學生”，一開始他并不知道，AI開放的氛圍得益于當年參與了國防部資助的MAC項目的一批人，他們中間的多位如理查德·格林布拉特（Richard Greenblatt）、比爾·高斯伯（Bill Gosper）等，這些名垂世界計算機青史的黑客們，最蔑視的就是低劣的軟件、學術官僚主義和自私自利的行為。在這里，黑客可以用各種辦法——撬鎖、爬通風管道，甚至用手推車撞開教授們緊鎖的辦公室門，去“解放”被囚禁的計算機終端，然后連續幾十個小時坐在顯示器前，協同作戰。

這無疑是斯托曼一生中度過的最美妙的時光。在這里，他接受了黑客的世界觀，在年少輕狂的“堅持個人自由”之上注入公共責任的概念。盡管從70年代開始，原本用作計算機課研究的國防經費開始捉襟見肘，為了尋求更多的資金，實驗室和大學都轉向私人領域；一些教授開始對文件的安全保護提出要求，系統管理員開始要求程序員需要使用用戶名、密碼登陸——而斯托曼至今都堅持認為任何一臺計算機都不應該有用戶名和密碼，但他們仍然可以通過各種手段抗爭并獲勝，繼續在“伊甸園”里暢游。那時AI實驗室里還沒有幾個人讀過蓋茨那一紙充滿怨氣的宣言，更不會意識到早期互聯網最重要的精神——自由與分享，正在瓦解。

宣言前奏

就在蓋茨發表聲明的那年，斯托曼被斯坦福人工智能實驗室一個叫做E的編輯器所吸引。這是早期幾個“所見即所得”的編輯器之一，可以根據用戶的輸入，適時更新顯示器上的內容，讓用戶看到最新的修改結果。斯托曼決定把這個功能加到AI實驗室的TECO編輯器上。他開發出“宏”，黑客們可以通過宏更快捷地使用各種組合，最后發展成為一個允許用戶自己擴展的“所見即所得”編輯器，這在當時是個突破。在加入“宏”之后，各種創造接踵而來，大家互相分享、不斷改進、再分享。這些宏越來越強大，并涵蓋了很多常用操作，儼然成為一套單獨的系統軟件。

隨著越來越多的人使用宏，把各種宏加到ECO編輯器上，兩年后幾乎每個人手上都有自己的一套宏，各種兼容問題形成了溝通障礙。斯托曼和另外一位黑客一起開發出了“宏編輯器”Emacs。本著分享精神，斯托曼在源代碼里寫上了使用條款，用戶可以自由地修改和分發這個軟件的代碼，但需要把所有的改動都發回來。斯托曼稱之為“加入Emacs公社”。Emacs具有極強的擴展性，這增進了用戶之間的交流與合作。根據斯托曼的使用條款，如果用戶不把自己的修改貢獻出來，就用不到最新的版本，用不上最新的功能（如今，GNU Emacs的用戶遍布世界各地，并集合大家之力擴展得異常強大，功能齊備，以至于后來的Emacs開發者甚至找不出詞來概括它的功能）。畢業于MIT的博士、后協助斯托曼成立自由軟件基金會的哈爾·埃布爾森（Hal Abelson）認為，“Emacs既可以讓程序員不斷添加新功能，又不會影響整個系統。斯托曼的經驗為未來大規模合作開發的軟件工程鋪平了道路，它結構穩定，可以接受世界各地的人貢獻代碼，這種松散的大規模協作開發前無古人?！?/p>

但后有來者。事實證明，Emacs只是斯托曼更偉大的“GNU宣言”的前奏。

史詩工程

從20世紀70年代走到80年代，軟件版權的商業行動已經變成新時期的“政治宣言”，里根政府所主導的刺激擴張政策，必然要求清除市場上前任們為了避免競爭而制定的種種限制。唯利是圖的商業市場刺激著程序員寫出更多的軟件，同時也帶來了更多使用許可證、禁止用戶復制或修改的專有軟件充斥市場。新的計算機用戶們不再是當年的技術精英，他們并不關心軟件的源代碼，只關心“用戶體驗”。曾經讓程序員引以為傲的黑客精神，一下子在商業化的沖擊下顯得怪誕而不合時宜，甚至被認為“有違美國精神”。AI實驗室里的頂級黑客早就是各大公司垂涎的對象，被紛紛挖角，最后只剩下斯托曼一人堅守。面對“換了人間”的現實，斯托曼只有兩個選擇：要么和其他人一樣，扔掉對自由軟件的堅持，接受專有軟件；要么創造一套獨立于各種專有軟件的自由的操作系統，幫助自己和有意愿的人可以逃脫專有軟件的枷鎖。

斯托曼選擇了后者。

與蓋茨通過宣言瓦解了斯托曼的自由世界一樣，1983年9月27日斯托曼也發布了一則宣言——《重寫UNIX系統》，稱將開發GNU工程。與七年前蓋茨順勢建立了商業帝國的宣告相比，斯托曼表達的仿佛是一個堂·吉訶德式的理想，在精神早已消解的黑客圈中也只能得到敷衍的認同。然而，他以猶太先賢希肋耳（Hillel）的話來表明決心：“我不為我，誰人為我？我只為我，我為何物？此時不為，更待何時？”

由于擔心MIT要求產品的所有權，給產品強行加入銷售條件，最終又成為專有軟件，1984年1月斯托曼辭去了在MIT的工作，專職開發GNU，僅靠兼職咨詢師來維持生計。買不起電腦，他就每天晚上溜回以前的AI實驗室去工作。而實驗室主任Patrick H. Winston始終不把斯托曼的辭職當真，從不限制他的活動，到后來斯托曼白天也可以在實驗室干活了。為了避免法律糾紛，斯托曼拒絕了任何機構擁有GNU系統，一開始甚至把自己隔離在社區之外。

1984年9月，斯托曼著手開發GNU版本的Emacs編輯器、在撰寫GNU Emacs版權許可證的時候，斯托曼完美地運用法律語言，“以彼之矛攻彼之盾”向他所挑戰的世界保證了許可證的表述中，不存在任何可能被別人利用進而把其變成專有軟件的漏洞的可能?！安蛔杂伞钡默F實無法阻擋他向人們詮釋什么是黑客和黑客精神。

1985年，斯托曼發表了著名的《GNU宣言》，在這個宣言里，他直接回答了蓋茨當年的那個反問——“難道程序員們的這些創造就不值得什么物質獎勵嗎”——“創造本身的確是一種有益于社會的活動，但前提是這個社會可以自由地使用那些創造出來的東西?！?/p>

1987年GNU C編譯器（GCC）的誕生，一舉奠定了斯托曼無可撼動的傳奇程序員地位。GCC原本只能處理C語言，但很快擴展，變得可處理C++、Fortran、Pascal、Objective-C、Java、Ada，以及Go與其他語言。許多操作系統，包括許多類Unix系統，如Linux及BSD家族都采用GCC作為標準編譯器。被“果粉”膜拜的蘋果電腦Mac OS X 操作系統也采用這個編譯器。程序員出身的企業家邁克爾·蒂曼（Michael Tiemann）的評價，也許代表了當時程序員們的心聲：“就像所有的作家都夢想要寫出一部偉大的小說一樣，20世紀80年代，每個程序員都在夢想要寫出一個偉大的編譯器，斯托曼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完成了這項工作，這實在是很讓其他程序員蒙羞?！?/p>

在開發GNU工程的下一個里程碑——源代碼調試器時，斯托曼移除了許可證中的Emacs字眼，使它變為一個保護所有GNU軟件版權的許可證。因為意識到自己在Emacs公社的權威地位，并擔心未來的源代碼維護人員可以用他們的權力迫使自己做出妥協，為了自由軟件的精神不遭受破壞，斯托曼自我限制權力，更改了原有的Emacs公社協議要求，程序員修改Emacs并僅供自己個人使用時，只需公開衍生作品的代碼即可，而無須再把代碼發給斯托曼。這意味著用戶從此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對軟件進行創新，并保證了整個社區可以獲得相同的軟件版本。

1989年斯托曼發布了GPL（GNU通用公共許可證）1.0版本，在許可證序言里，他寫道：

“通用公共許可證被設計成確保你擁有分發或出售自有軟件的權力，確保你可以獲取軟件的源代碼，確保你可以修改軟件或在別的自由軟件中使用這個軟件，并確保你了解你擁有以上權利。

為了保證你的權力，我們禁止任何人剝奪你的以上權力或者要求你放棄這些權力。這些限制條件也作為你分發或者修改這個軟件時所必須承擔的責任?！?/p>

歷史證明，GPL是斯托曼最偉大的創造之一，它在現有的版權法律的框架中創造了一種平等的社區系統。它從誕生開始就在自由軟件社區中產生了“地心引力”，吸引越來越多的優秀軟件程序開始使用。它普惠眾生——程序員們一看到GPL這個詞，就知道不用擔心授權的問題。盡管這套完美的法律語言，對斯托曼來說不過是“只防君子不防小人”，因為他從未拿起過法律的大棒來“制裁”那些違反協議者，寧愿只讓這類人遭受道德的詰難。

?

獨一無二

與IT前輩相比，1953年生人的斯托曼沒能趕上賁張的史前年代；與同行相比，這位AI實驗室的“最后一個黑客”固執得不合情理，斯托曼得到在技藝上的尊崇，卻難得到在信仰上的追隨；與學弟蓋茨這類商業奇才相比，斯托曼為今天的世界無私且精湛地予以奉獻，卻從不討要世俗功名；甚至與后輩——因Linux而暴得大名的李納斯·托瓦茲（Linus Benedict Torvalds）相比，雖然在GNU/Linux整個系統中，GNU項目貢獻了30%的代碼，67%的代碼來源于其他方面，Linux內核只占整個系統的3%，不受廠商和開源綁架的斯托曼也是“被邊緣”的那個……

但是，并非沒有人認識到他及他所倡導的“自由”的價值。有人認為，斯托曼的作品未來會像托馬斯·杰斐遜（Thomas Jefferson）那樣偉大。斯坦福大學勞倫斯·萊斯格（Lawrence Lessig）教授則在2001年出版《思想的未來》一書中寫道：

GPL堪稱是現在“數字大眾”的主要保障，通過把很多社區開發的軟件、網絡和電信標準聚集起來，在過去的30年中，帶來了Internet的指數級增長。與其他Internet先驅相比，如萬尼瓦爾·布什（Vannevar Bush）等讓大眾看到計算機技術發展的人相比，斯托曼的影響更為內省，并且獨一無二。

斯托曼把這些爭論從“是不是”變為了“應不應該”，他讓人們看到危機，并且他創造了一種方式讓這些理想得以延續……這更多地是讓人們去認識Internet的某種特殊價值，我覺得這樣的人前無古人，后無來者。（本文部分材料引自《若為自由故——自由軟件之父理查德·斯托曼傳》，人民郵電出版社，2015年4月第一版）（文/本刊記者 張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