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積電為何輸給三星

 

梁孟松的出走和袁帝文的勝訴，讓臺灣感嘆優秀人才流失帶來的威脅。但比這些都更重要的是，今天的臺灣必須重新思考自己的創新環境和留給年輕人的空間。

臺積電同事的話很能用來佐證梁孟松之于三星電子的價值——“其實，梁孟松不需要泄露商業秘密就能讓三星電子受益良多。只要三星電子在進行某項研究時，梁孟松告訴他們這條技術路徑行不通和為什么行不通，三星電子就可以節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寶貴的時間”。

 

2015年1月8日，兩家全球著名券商同時調低了對臺積電（NYSE:TSM）的投資評級。其中，已經連續看好臺積電五年之久的瑞士信貸，第一次在評級中對臺積電給出負面評價，瑞士信貸給出的理由是“今年的行業競爭將前所未有的加劇”。競爭來自三星電子（005930.KS）——這家幾年前還被張忠謀形容為“雷達上的小點”的韓國電子巨頭，正向臺積電的行業領導地位發起全面沖擊。

原本，張忠謀對此并不擔心，因為他準備十多年的“鰭式場效應晶體管”技術即將在今年下班年開始量產。但讓張忠謀意想不到的是，三星電子已經在自己的工廠中開始使用這項技術，這意味著該公司第一次在晶圓工藝上領先臺積電，也意味著臺積電第一次在邏輯制程技術上落后于其亞洲競爭對手，臺積電也因此失去了來自蘋果公司的數額龐大的芯片訂單。

而在位于首爾以南60公里的三星半導體大本營，一位濃眉短發的中年男人正在思考半導體行業的未來。這個人就是張忠謀的舊部、現在三星電子晶圓代工部門負責人梁孟松。對于他和他領導的臺灣技術團隊而言，對臺積電的評級下調顯然是個利好。

叛將逆襲

62歲的梁孟松是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電機學博士。畢業后，梁孟松曾在AMD供職數年，并在40歲時返回臺積電成為張忠謀的助手。在臺積電工作期間，梁孟松可謂戰功卓著：他是臺積電依靠自主技術戰勝IBM的核心人才。在2003年臺灣行政院為此表彰的人才名單中，梁孟松僅次于臺積電資深研發副總裁蔣尚義位居第二，當時的他不過才50歲。因此，當時臺積電內部的很多人都對梁孟松寄予厚望，更何況他的導師胡正明還曾是臺積電的技術長。

但一場圍繞在孫元成和梁孟松之間的競爭毀掉了這一切。孫元成與梁孟松學歷相當、年齡相仿、能力相近、立功升遷也亦步亦趨。蔣尚義在位時，正是兩人之間的良性競爭推動臺積電的研發水平不斷提高。但等到蔣尚義在退休時，臺積電的研發部門規模已經相當龐大，臺積電因此決定同時提拔兩位副總擔任聯席技術長，由于其中一人已經被鎖定為曾在英特爾工作的前輩羅維仁，曾經“把臂同游”的孫元成和梁孟松只能圍繞剩下一個職位展開殘酷的競爭。

令梁孟松沒有料到的是，最終獲得高層欽點勝出的是孫元成，自己只能成為羅維仁的下屬。沒人知道孫元成勝出的原因是什么，但梁孟松的幾點不足被認為可能成了他進一步升遷的絆腳石。與孫元成相比，梁孟松較為自負，不擅長與人合作，他專業精湛但知識面相對較窄，而且作為技術精英的梁孟松對于不同技術的價值判斷常常趨于極端。

由于“負責參與了臺積電每一世代進程的最先進技術”，梁孟松對制程技術的理解在臺積電內部無人能及。同時，梁孟松擁有總計多大500項的制程技術相關專利，這一點也是冠絕臺積電。不過，可能是一貫的卓越表現影響了自己的價值觀，梁孟松追求的永遠都是最前沿的技術。對于那些工藝上并非頂尖但可能更有市場的技術，梁孟松很難為之所動。

在與臺積電關于是否泄密的訴訟中，梁孟松只在一審時出了庭。當時，他聲淚俱下地告訴法官，自己是在臺積電遭到“冷凍”“降職”等不公正待遇后“被迫”離職的。他說自己有八個月的時間只做瑣碎事務，“要我去一個不能發揮價值的單位，我感到被欺騙、被侮辱”。

但與梁孟松的想象不同，這早已不是那個摩爾定律決定一切的時代，物聯網和移動互聯網的成熟讓很多在主頻領域顯得落后的技術有了更廣闊的空間，商業讓這些技術煥發了新生，魏哲家就因為在“超越摩爾定律計劃”中的出色表現一躍成為張忠謀的兩個接班人之一。而梁孟松失去了繼續在臺積電實現夢想的機會。

步步緊逼的三星

打通了電子產業鏈的三星，是臺灣的產業公敵。三星的筆記本電腦、手機、液晶面板、代工芯片分別指向中國臺灣最具市場競爭力的各個科技企業。同時，三星還不斷用“盤外招”打擊競爭對手。2010年末，歐盟宣判“面板價格操縱案”，全球四大面板企業中的LG、奇美、友達均被處以巨額罰款，損失最大的奇美甚至因此損失了3億歐元，而出貨最多的三星則因為充當“污點證人”——正是三星的告發讓奇美成為被重罰的對象——奇跡般地免于被罰。

因此，當梁孟松在辭去臺積電的職位，輾轉加盟成均館大學——三星的企業大學擔任講座教授后，很多人意識到三星即將開始撬動臺積電的大廈。這是韓國企業的慣用手段：當年，新日鐵的工程師帶著高度機密的特殊鋼配方離職后，也是先到浦項工業大學度過了競業禁止期，又在那之后加入浦項制鐵并幫助后者在競爭激烈的鋼鐵市場中迅速崛起。

三星電子如法炮制，劍走偏鋒。當時，臺積電的訂單優勢極為明顯，全球最重要的客戶——高通、NVIDIA、飛思卡爾、Marvell、博通、德儀、東芝、Xilinx等都在臺積電，三星的客戶只有高通、東芝、Xilinx和蘋果，而且其中最大的客戶蘋果還即將投入對手的懷抱。

事實證明了人們的擔心。臺積電曾經委托第三方機構調查臺積電、三星和IBM最近四個世代的制程技術，結果令人大吃一驚。由于三星的技術大多源自IBM，因此該公司從2009年開始使用的65nm技術在諸多細節上都與IBM極為接近，與臺積電則相去甚遠。但接下來幾年，三星的技術路徑卻出現了戲劇性的轉折：正在45nm、32nm和28nm技術的細節上，三星都迅速向臺積電靠攏，前者的產品在七項最主要的技術指標上都與臺積電相差無幾。

等到最近推出的16nm和14nm產品，三星已經與IBM相去甚遠，“如果只從技術角度分析，已經很難區分一款產品究竟是出自三星的工廠還是臺積電的工廠”。這意味著臺積電在過去幾十年時間中用數千億新臺幣辛苦建立起來的技術優勢，僅僅在幾年內就土崩瓦解。

因此，當臺積電指控梁孟松在成均館大學任教后“陸續向三星集團泄露臺積電的商業秘密”時，由太多細節能支撐人們的懷疑。例如，從2009年8月到2011年4月期間，梁孟松在韓國實際逗留的時間高達340天。但這期間，他的韓國籍妻子主要時間都在臺灣，從道理上講梁孟松應該繼續以在臺灣生活為主；而且時間也允許：他在韓國期間只教授一門課程，每周授課時間只有三小時，他的學生只有十個——后來被證實全是三星電子的資深技術人員。

臺積電同事的話很能用來佐證梁孟松之于三星電子的價值——“其實，梁孟松不需要泄露商業秘密就能讓三星電子受益良多。只要三星電子在進行某項研究時，梁孟松告訴他們這條技術路徑行不通和為什么行不通，三星電子就可以節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寶貴的時間”。

2014年5月，中國臺灣“知識產權法院”“裁定”梁孟松在2015年12月31日之前不能再以任職或其他方式為三星集團提供服務。在臺灣“知識產權法院”的歷史上，這都是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次“判罰”：在此之前，從未有企業高管在競業禁止期限結束后，還不能到競爭對手的公司工作。

大企業的時代遠去

在中國臺灣，大企業一旦站上法庭，被起訴的離職員工基本都在劫難逃。但聯發科2014年控告公司前通信事業部總經理袁帝文泄露商業秘密案，卻改寫了這個“潛規則”。在聯發科崛起的過程中，袁帝文堪稱最重要的明星，他不到40歲就領導了聯發科最重要的手機芯片研發團隊。在聯發科崛起成為山寨機之王的歲月中，袁帝文一直是集團最被低估的靈魂。

但當袁帝文因為高層人事變動被排擠出自己辛苦領導多年且卓有成效的手機芯片部門后，他很快負氣出走并在一年后加入清華紫光名下的展訊集團擔任副總裁。展訊曾被譽為“大陸的聯發科”，但由于經營不善且研發進展緩慢，展訊的經營業績始終差強人意。不過，隨著展訊并入紫光集團，中國大陸地區也推出了總額高達1200億元人民幣的半導體產業振興基金，產業格局由此劇變。更讓聯發科擔心的是，具有旗幟效應的袁帝文的出走，可能導致聯發科的人才隊伍出現雪崩式的離職潮，這實在太可怕了。

兩岸圍繞半導體人才的競爭由來已久。2009年，奇美電視面板事業總部事業部總經理陳立宜帶領來自友達和群創的上百名低級別主管出走深圳，在華星光電打造出中國大陸第一個8.5代面板，讓當時占據全球絕大部分市場份額的中國臺灣面板業遭受重創。

兩年后，中國臺灣地區領導人馬英九在新竹工業園區與企業家代表座談時，明基友達集團董事長李焜耀直接表達了對人才流失的擔憂，他和美國康寧公司聯合向馬英九建議，臺灣應該效法美國制定《反商業間諜法》，因為人才的流失將讓中國臺灣科技產業的競爭力大打折扣。

馬英九很快做出反應，“反商業間諜法”的制定堪稱臺灣近年來最高效的“立法”過程：僅僅一年三個月后，新的“營業秘密法”就正式問世，“新法”對企業的保護大大超過人們的預期：原本，法律草案建議對違法者處以最高5年監禁和最少100萬新臺幣的罰款，但在“立法委員”的運作下，刑法迅速被上跳到最高10年監禁和最少500萬新臺幣的罰款；同時，臺灣立法院還通過了配套性質的法案《合法監聽》，臺灣對商業秘密的重視程度一舉躍上了新臺階。

但如果市場不在手中，這些努力很可能功虧一簣。在與老東家的訴訟中，袁帝文聘用了一個堪稱臺灣商業史上最強大的律師團——陳明曾在馬英九訴王金平一案中擔任國民黨的代理律師，池泰毅是環瀛律師事務所合伙人，陳文正在擔任律師前曾是“臺北市地方法院民事庭”的庭長，最后加入的魏嘉俐則是聯發科曾經的法務主管，袁帝文從一開始就已經勝券在握。

臺灣的痼疾

知識產權可以保護企業，但人才才是經濟最終的堡壘。臺積電的挫折反映出臺灣制造的固有瓶頸，這里沒有最先進的技術，也沒有最廣闊的市場。因此，這里的企業一方面面臨著美國高端產品的激烈競爭，另一方面又要面對來自大陸的低端市場開始的擠壓。同時，由于沒有市場，臺灣的電子企業普遍對大陸市場極度依賴，這導致他們沒有辦法強硬面對來自海峽對岸的人才競爭。更多時候，他們都會選擇和解了事。

更深層次的問題在于產業生態。臺灣半導體產業的興起與李國鼎等技術官僚對未來的精準判斷密切相關，但在這批技術官僚淡出歷史舞臺之后，臺灣沒有在既有優勢基礎上形成更復雜的生態和新的競爭優勢。2006年時，臺灣原本已經形成了一股互聯網創業熱潮，但由于大量資金仍然被導向硬件領域，政策曾也沒有放開針對互聯網的上市審批，這股浪潮最終走向了衰敗，雖然生存下來的互聯網企業都能盈利，但行業本身已經變得小清新化了。

因此，當科技產業的重心從硬件轉向軟件、再轉向數據的過程中，臺灣沒能跟上潮流：筆記本和臺式機等夕陽產業仍是主流，智能手機在突然的輝煌之后迅速全線敗退。與之相對，硬件廠商的利潤越來越低，規模卻越來越大——對于臺灣而言，它們已經“大到不能倒”。

馬云的觀察很有代表性。他說，每次在臺灣談到創新時，和他對話的都是一批50甚至60歲的人，這些人成名已久卻還在不停思考未來、不斷拯救危局。但其實，那些領導大企業的人已經失去繼續創新的智慧，而那些蹉跎在大企業中的人可能從未形成繼續創新的勇氣。

大陸對高端制造業的渴望最終加速了臺灣科技產業的衰落。以往，橫亙在臺灣本土人才和島外市場需求之間的一個重要障礙就是文化——因為文化隔閡，很多臺灣人不愿意去亞洲其他地區創新打拼；但在大陸崛起之后，這不再是個問題，大陸比臺灣更包容、更慷慨、更熱切并且更努力地提供了政策上的優惠。這讓很多臺灣人的心態發生了變化：既然跨過一段狹窄的海峽就能到達更大的舞臺，為什么還要繼續堅守著這片不再讓人沸騰的土地？(文/本刊記者 劉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