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學者陳國戰的描述，“新窮人”受過高等教育，外表光鮮亮麗，拿著不錯的薪水，追求中產的品位和生活方式，對自己的白領身份有很高的期待和想象；但另一方面，無論在工作的枯燥程度上，還是在收入水平上，他們都已與藍領工人沒有實質性的區別，“一方面是躋身于上層社會的期待和幻覺，另一方面是墮入下層社會的無情趨勢，面對如此巨大的心理落差，消費恰逢其時地出現了?！?/p>
一個有趣的現象是，當經濟不景氣的時候，人們應該會減少非必需品的消費。然而在美國，經濟危機到來之時，作為非必需品的口紅卻逆勢暢銷。這一現象恰如其分地凸顯了“新窮人”的尷尬位置——他們無法完整體驗上層社會的生活方式，但又希望盡量避免與下層社會劃上等號，于是他們只能依靠購買一些符號化的商品來完成個人身份的區分和認同?？诩t作為一種價格不高卻非常醒目的消費品便成為首選。就像法國后現代社會理論家鮑德里亞（Jean Baudrillard）所指出的，人們消費的不是物品，而是各種符號。
如今，化妝品有鄙視鏈，手包有鄙視鏈，就連給孩子學的課外體育項目都有鄙視鏈：高爾夫、冰球和馬術占據了鄙視鏈的頂端。如鮑德里亞所言，物品不是因他們的效用（即馬克思所說的“使用價值”）而有意義；相反，物品的意義只來自于它們對其他物品的關系，以及/或者它們與其他物品之間的差別。
于是，在這個追求“消費和豐裕的顯著性”為特征的社會中，與“新窮人”相關的另一個概念——“隱形貧困人口”便應運而生了。以口紅為代表的各種大牌消費品掩蓋著的，是他們收入不低卻很少積蓄、幾乎月光甚至經常透支消費的窘境。電視劇《杜拉拉升職記》的矯情，《蝸居》的沉重，《三十而已》的糾結……都從不同側面反映了這一人群的現實處境。
“新窮人”從何而來？
在我們的父母那一輩人眼中，“不上班”是不可接受的；而在很多年輕人眼中，上不上班并非關鍵，能夠消費得起自己需要的東西才是關鍵。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Max Weber）和齊格蒙特·鮑曼（Zygmunt Bauman）都看到了這一轉變的發生。不同的是，韋伯是預見了未來，而鮑曼是剖析了現實。
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指出，主張勤勞合法致富與克制不必要享樂的新教倫理，是現代資本主義精神的源泉之一，那些“在艱難困苦的生活環境中成長起來的人，懷著嚴謹的資產階級見解和原則，既工于算計又敢想敢為，最重要的是，他們無不穩健節制、誠實可信、機敏精明，全力以赴地投身于事業之中”。
然而，韋伯在100多年前就已經預見到這一精神將不可避免地轉向物質主義、消費主義與縱欲主義，對于財富的興趣本應像是“披在圣徒肩膀上的一件輕盈斗篷，隨時可以棄置一旁”，但是命運卻注定了它會成為一座“鐵的牢籠”——“專家沒有靈魂，縱欲者沒有心肝，這個廢物幻想著自己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
韋伯去世后五年，社會科學的另一位集大成者鮑曼誕生了。他在上世紀90年代出版的《工作、消費主義和新窮人》一書中指出，西方發達國家正在從“生產者社會”過渡到“消費者社會”。當然，人類自古以來就有生產和消費行為，任何社會都有人負責生產，所有社會成員也都會消費。重要的是，“生產者社會”強調工作是善行、不工作則是罪惡；而到了“消費者社會”中，“社會主要要求人們以消費者的能力參與其中，首先依照消費者的角色塑造其成員，并期望他們具有消費的能力和意愿”。
換言之，“生產者社會”依靠抬高工作的道德意義來確保人們努力工作，而“消費者社會”則塑造了永無止境的欲望，把欲望的滿足程度作為界定幸福生活的標桿?！吧a者社會”中的工作倫理帶來了以經濟水平評判人的價值的傾向，從而“把人的動機和對自由的渴望牢牢地、不可逆地轉向消費領域。這些影響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現代社會后續的發展——從生產者社會轉向消費者社會”。
如何擺脫“新窮人”的宿命？
隨著資本主義版圖的全球擴張，任何“傳統”的或者與之格格不入的東西——例如對多元生活方式和理念的尊重，都被消費主義以摧枯拉朽之勢迅速卷走。通俗來講就是：人還沒富起來，消費觀念和消費習慣先富了起來。
消費主義讓“新窮人”產生失落感、羞恥感與負罪感。如鮑德里亞所指出的，工作、收入和消費三者之間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工作帶來了更多的收入，卻只夠應付日益膨脹的消費欲求，然后再由更加繁重的工作來買單。
如何擺脫這一宿命？鮑曼給出了一個“解藥”——成為“非常規勞動者”。所謂“常規勞動者”，就是那些工作不需要很強的技能、很容易被替代的勞動者；而“非常規勞動者”則與之相反，他們“不擁有工廠和土地，也不擔任行政職務。他們的財富來自一種便攜式資產：對迷宮法則的熟稔”。他們“喜歡創造、競爭和遷移”，他們“享受新鮮食物，崇尚冒險精神，唯變化為永恒，以交融為富足”。
顯然，鮑曼的這個藥方只適用于一小部分人。而對于更多無力改變命運的人，鮑曼給出了一個反諷性質的答案，那就是：讓他們消失不見，在物理和精神層面使他們與消費社會完全隔離。不過，鮑曼仍然存有一絲希望，“在伯里克利（Pericles，雅典執政官）的希臘或凱撒（Gaius Julius Caesar）的羅馬，沒有奴隸的世界是不可想象的；在波舒哀（Jacques-Bénigne Bossuet，中世紀法國神學家）的時代，非君主制的世界也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我們怎么能肯定，不被市場奴役的經濟是不現實的？”
不過，反對消費主義，并不意味著禁欲主義和犬儒主義值得提倡。我們能做的也許很有限，那就是在這個消費社會中暫且容身，盡可能從事一些創造性的活動，并從精神生活中得到滿足；同時，始終對消費主義保持警覺，對改變的可能始終抱有希望。像匈牙利政治經濟學家波蘭尼（Karl Polanyi）所說的：“理解我們自身所受到的限制，就是自由的開端?！保ㄎ?王翔 浙大城市學院城市大腦研究院青年領航學者、管理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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